可以肯定，戰爭在這次瘟疫中充當了一個特殊角色。據記載，1347年，基普查克·漢·詹尼伯格正率領一支蒙古軍隊圍攻熱那亞人的港口卡發（今費奧多西亞，屬烏克蘭），因士兵染上鼠疫，部隊迅速瓦解，詹尼伯格在絕望之中命令將所有病人的屍體用巨大的石弩彈射到卡發城中，讓那裡的居民也染上這種可怕的疾病。儘管有些難民設法逃到了海上，但由於已經身染鼠疫還是死在船艙裡，於是水手們也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就這樣，海船載著他們的屍體來到了義大利，同他們一起來到這裡的自然還有可怕的鼠疫。

當然，戰爭和瘟疫的關係歷來很複雜，是戰爭遇到了瘟疫還是瘟疫遇到了戰爭，情形是截然不同的。歷史上有很多次戰爭在程序中遇到瘟疫，從而使戰爭逆轉方向的例子，瘟疫就會成為某一方的“武器”，最終獲勝的一方往往很慶幸，雖然瘟疫也會給你們帶來很大的損失。當瘟疫遇到戰爭的時候，瘟疫的傳播速度就會加快，無論是古代的刀槍相見，還是現代的電子戰，都會擴大和加深瘟疫的後果。東南亞地區半個世紀不間斷的戰爭，直接助長了在這裡反覆發生了瘧疾細菌對任何藥物的抗力，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

生物武器的威脅

詹尼伯格把患有鼠疫計程車兵屍體投擲到發城中，客觀的說只是為了解氣。在歷史上，儘管許多瘟疫都透過戰爭而放大，但在戰爭中有預謀地“製造”瘟疫，是現代才有的“作劇”。

可能沒有什麼事情比蓄意將瘟疫釋放到無辜者身上更為荒謬和恐怖的了，但是確實存在專為此而設計的武器。它們使用兩種基本的“藥劑”或活性成分。首先，要有活的微生物，如炭疽菌、黃熱病毒或鼠疫菌；第二是毒素——由這些微生物產生的自然毒素。生物武器設計者最喜歡的毒素是芽孢梭菌引起的肉毒中毒。除了以致命或官能不全疾病感染士兵或平民，生物戰也可以用於破壞對手的莊稼和牲畜。藥劑可由空中噴灑、炸彈、導彈甚或輕型火器傳送給目標。

生物武器對恐怖分子極有吸引力，控制它們的設計、生產和發放是極其困難的，生物武器也許正在全球像細胞分裂一樣地大量擴散。雖然它們在國際上還是非法的，許多國家同意不發展或使用生物武器。但仍有許多國家卻不受任何這類公約的約束。新近爆發的英美對伊拉克的戰爭，由頭就是伊拉克的生化武器問題。很可能，那些忽視生物武器公約的國家都發現，這些便宜且易於生產的武器可以代替核武器來威懾潛在的敵人。依據專家的判斷，除俄國和伊拉克之外，最有可能擁有進攻性生物武器的包括北朝鮮（據說它持有用於軍事的天花病毒）、利比亞、伊朗、印度、以色列、敘利亞和南非。還有許多國家據說也需要它們。

當然，在許多國家中保持一定的秩序也是可能的，無論是透過外交的輿論壓力、貿易制裁，還是最極端的戰爭。但這樣的約束對恐怖分子是無效的。恐怖主義者的一個基本信條就是懲罰人類墮落所犯下的罪行，不限手段不假慈悲。其宗旨就是以和平的名義，耗盡不答應其要求的敵人，無論自己的要求多麼蠻橫無理。有些國家認可了這種策略——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透過秘密方式來資助這些恐怖集團。恐怖主義者發現生物武器極具吸引力。它們非常致命，很適合於突然襲擊，製造起來成本低廉，能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在陰險的人手裡，甚至可以榨乾最強大最繁榮的社會資源。

細菌：不是炸彈，勝似炸彈

生物武器與其他武器相比有特殊的優勢，它能使敵人失去食物這樣的基本資源，並擾亂對方的基礎服務設施。一把精心放置的生物活性藥劑能在牲畜中傳播疾病，或者摧毀大面積的莊稼，這也許是無論多少常規轟炸都難以辦到的。

生物戰在戰線之後的另一種應用是沒人提到過的，那就是在和平時代使用生物活性藥劑，毀滅政治對方動物和植物。這麼做可以是純屬出自仇恨，為了打破一個國家的平衡，進而顛覆其政權基礎，或者削弱它的經濟實力使之無法應付一場戰爭。如果藥劑散佈得足夠聰明，受害者幾乎不可能明白是自然的不幸還是暗中的破壞使其莊稼顆粒無收牲畜死亡殆盡。1971年，古巴爆發了幾場疾病。其中一種是非洲豬瘟熱，在兩個相距非常遙遠的地點同時爆發；為阻止瘟疫擴散，有50萬頭豬被宰殺。而在古巴貴重的菸草種植中出現了青黴病，甘蔗黑穗病破壞了蔗糖產業，一場出血性登革熱使群眾陷入騷亂。卡斯特羅總統指責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釋放的疾病。無論這是否屬實，古巴的人民和經濟都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這一系列傳染病演示了僅僅一些發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