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顛島西南部，瘟疫的傳播比溫暖、乾燥的歐洲大陸南端更為容易，更為迅速。在乾燥的地中海地區瘟疫病菌只能生存數分鐘，而在潮溼陰冷的天氣下，瘟疫病菌的生存時間長達幾個小時。不論是乾燥的地區還是潮溼的地區，都會因跳蚤的叮咬傳播而感染瘟疫。但是，除此之外，不列顛島上還更容易受到空氣傳播的瘟疫病菌的感染，這些瘟疫病菌根本無需跳蚤叮咬傳播的幫助就能使人直接吸入。這些都清楚地表明瘟疫和一個地區的氣候和生態之間的關聯。

城市：病菌的天堂

也許比疾病影響歷史更為微妙的是，人的行為能將時疫擴大到非常的規模，為“慢性”病（比如愛滋病）的擴散打下基礎，這些疾病不是突然出現或隱退，而是需要很多年才出現症候。對這些災難“貢獻”最大的當數城市。在歷史上，中心大都市一直被當做人類最傑出智慧的磁鐵，城市的增長力歷來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繁榮的標誌之一。都市吸引了無數的人，卻也是人類最古老的敵人——細菌的聚集地。

細菌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繁茂滋生，因為那裡的人們經常保持身體的接觸，吸入別人撥出、咳嗽或打噴嚏的廢氣，有範圍很大的潛在的性伴侶，他們從當做排水溝用的河裡取水飲用，垃圾多得難以處理。在這麼熟悉的人群中一個人直接或間接地要接觸那麼多人，於是，已經在水中、廢物、房屋、傢俱和食物中滋生的細菌，便會像一場烈火在烘乾的大草原上迅速蔓延開來。

在繁榮的城市，有眾多人住著光彩豪華的住宅，卻也有無數的人仍然在沒有活水和有效的汙物處理的條件下生活著，而這正是細菌的天堂。房屋不足異常擁擠的貧窮城市，更易被感染。“如果羅馬貴族偶爾由於水道中的細赤痢，”醫學記者勞瑞爾·加瑞特寫道，“下游的平民肯定要遭受貴族感染後的廢物造成的雙倍的細菌危害。”

1853年8月末在倫敦的布羅德大街，那個小小教區中兩週內便死了700人，著名的醫生約翰·斯諾發現霍亂空前肆虐是因為人們都在用同一個汙染了的水泵取水，他勸說教區行政長官拆除了瘟疫中心的布羅德大街上的民用水泵，這才使那裡住戶和工廠都逃過了劫難。這是一個不算太古老但很經典的故事。現在在大多數城市，用水泵取水的是不多見了，但是，如果我們用水泵借代城市居民賴以生存的生活設施，那我們和1853年的布羅德大街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尤其重要的是，現在的城市系統越來越龐雜、越來越官僚，一個醫生就可以讓城市當局改變既有的設施，這幾乎是天方夜談。

在城市，公共化的程度越高，流行病的通道就越多、越通暢，一旦流行病獲得傳播通道，它將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和毀滅性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尤其在居民沒有任何自然防線來抵禦微生物入侵之時。

西方城市今天整體上已經非常衛生了，但仍是致命的微生物的滋生之地，這種情況很可能會變得嚴重。歷史學家阿諾·卡倫指出：“兩個世紀以前，世界上98％的人是農夫和村民。很快有一半的人成了城市人，許多人生活在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這樣城市的水、垃圾處理系統、基礎設施、社會秩序和公共健康規劃的使用是超載的。”

那些最易受到新型細菌感染的將是大城市中“喪失免疫力的人和窮人”。卡倫警告道：“如果年輕人缺乏食物，沒有工作和希望，他們就會變成社會和醫療業的定時炸彈，變成疾病的傳播者。”

引言

自古以來戰爭就是瘟疫的放大器和開路先鋒。14世紀蒙古軍隊首領詹尼伯格在一場攻城之戰中把患有鼠疫計程車兵屍體拋入城中而引發更嚴重的鼠疫，詹尼伯格因此背上了千古罵名，但上個世紀40年代日本在中國投放細菌導致瘟疫卻沒有受到太多的指責，這體現了人們對待歷史和現實的矛盾態度。在生物科技發達的今天，製造一場瘟疫易如反掌，1美元的成本就可以讓1平方公里範圍的生物化為雲煙。恐怖主義組織掌握著大量毀滅性的生化武器，生物科技提供的“複製瘟疫”的可能性也許是我們人類最大的悲哀。

戰爭放大瘟疫

引言：戰爭是潛在流行病的開路者和放大器，這個結論恐怕誰都可以接受。戰爭不算是瘟疫的元兇，但毫無疑問是重要的幫兇。在整個歷史上，許多次重大的瘟疫都是藉著戰爭擴散，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間接的；有的是無意的，有的是故意的。只是無論哪一種情況，戰爭的製造者們都不會甘願將瘟疫傳播的黑賬算到他們頭上而已。

1348年黑死病的原因當然是複雜的，但似乎有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