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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哥白尼與伽利略的“怯懦”,是長久以來輕鬆愜意的說話方式。哥白尼在生前,僅管在日常聊天辯論中向朋友們流露出相信“日心說”,但為了不給教會譴責他的口實,直到去世那年,才出版《天體迴轉論》。伽利略更是在異端審判所前,宣告悔過,不再主張地球自轉或者公轉。據說,他念完悔過書之後,還是不甘願地說了一句:即使我悔過了,地球照樣在轉動。但這顯然已經失了底氣,就像孩子打架輸了,說:有本事別走,我叫我哥哥來。

我們當然有一百個理由希望哥白尼與伽利略也選擇火刑柱作為自己理想的歸宿,這樣能增加科學家整體的勇敢程度,但其實對科學並無太大助益。每一個推動進步的人,都以被消滅作為自己的結局,那麼,進步就生不了根,偏見只會更具有力量。在異端審判所前面,這些審判官有生殺權、有真理定義權,找死是容易的,活下來說一點新東西卻是困難的。

勇敢者當然凸顯了異端審判所的荒唐,而圓融者更是有韌性地磨軟了偏見的刀鋒。

略遲於哥白尼、與伽利略同時期還有一個天文學家,名叫泰可·布拉,開普勒曾經是他的助手。他在天文學界以外,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行事方式接近於一個普通人:既支援哥白尼的學說,又不太想得罪教庭;對新知有興趣,可是又怕火。

他這種騎牆態度,讓他發展出了一種折衷的理論。他說,在宇宙中,各行星圍繞著太陽;這是用來支援哥白尼學說的。然後說,太陽和月亮環繞地球,這是用來討好教庭的。不知是不是這種小翼翼的態度,讓教庭不好意思發火,反正這個善於討價還價的天文學家,平平安安做了一輩子觀測,為助手開普勒留下了無價的觀測資料。而開普勒,是行星運動三定律的發現者。

泰可·布拉的奇怪學說,看起來比長達千年之久“地心說”偏見還更可笑。它的價值顯然不是在科學上有多麼原創,而是表明,不可懷疑的教條,是可以拿出討論的,像菜市場一樣討價還價。科學固然被搞得有些尷尬,可是鬆動教條的第一步也同時邁開了。沒什麼確立無移的東西是不可討論的,這也正是科學精神的體現。不經意間,就由布拉找到了。

進步有多種可能性,任何有利於鬆動教條與偏見的方式,都可以產生前行的助力。布魯諾的堅強與布拉的狡猾,只要傳遞了科學精神,都是值得效仿的,完美主義者可以當前者,嫌完美主義太累,就隨隨便便當個布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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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節:善巧方便說

善巧方便說

前段時間,一家報紙書評版的編輯,跟我說了一件很鬱悶的事。他參加一個座談會,席間他談到了應該寫些啟蒙文章。馬上被座上幾個知識分子痛批,然後跟他談起了啟蒙的危害性。所謂啟蒙,就是把認為有價值的思想,儘可能平白通順,容易理解地說出來,讓更多人知道;是思想的增值與繁殖。就算他們說得對,這其中恐怕有些害,這也是當下應該多做的事情,也許未來還要做下去。

為什麼伯特蘭·羅素在我心中排在第一位?因為他完整體現了知識分子的各個層面,很多事情可以以他為衡量標準來做出真偽判斷。這個比誰都更具有原創性的哲學家、數學家,不敢說他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聰明的人(蘇格拉底恐怕比他更聰明),至少,他比現在這些發怒的知識分子更聰明。在漫長的一生中,他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啟蒙,每天散步的時候都在想:今天的文章應該怎麼寫得更有趣、更可讀。結果,他琢磨出了諾貝爾文學獎,1950年,他得獎的理由是:表彰他所寫的作品,捍衛了人道主義和思想自由。他當然不是為了得獎寫作,只是為了人道主義與思想自由這些普世理念,能讓更多人接受。

在佛教的傳播中,有“善巧方便說”,指要因勢利導,不讓人心生厭倦地說法。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我曾經每天花一個小時聽佛學家淨空講說《華嚴經》,這部浩大經典,聽起來確實有許多有趣的地方。他在解釋“善巧方便說”時,舉了一個這樣的例子:如果你信佛,呆在幾個不信佛的人當中,焚香敬拜,唸經唱誦時,應該怎麼做?一般人的做法當然是大模大樣,表示自己有信仰。淨空說,這樣錯了,應該是把這些儀式放在心中默默進行就可以了,你不能因為自己的信仰讓旁邊的人不開心、起厭煩之心;不然,信來何用?這段話真是讓我折服,確實是大師言論。此人鑽研佛學之前,只初具文化,他把自己關在臺中圖書館,苦讀了十年。後來,他在講學當中,數次誇獎一位官員,與我對此官員的瞭解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