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安家落戶的知青＇天津電臺廣播，1980年1月22日，刊於SWB，1980年2月4日。新疆電臺廣播，1980年2月11日，刊於SWB，1980年2月11日。這兩個例子都是講文革前下鄉的知青。＇。此外，一直到8月，召開了幾次“先進知青”大會＇新疆電臺廣播，1980年2月11日，刊於SWB，1980年2月11日。福建電臺廣播，1980年5月13日，刊於SWB，1980年5月29日。吉林電臺廣播，1980年8月8日，刊於SWB，1980年8月14日。＇。與王震有密切關係的“保守派”王恩茂，當年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他以最強硬的態度重新肯定下鄉運動的傳統價值。夏初，那正是每年出現新畢業生分配問題的時候，王恩茂組織了一次有關下鄉問題的工作會議，根據他的意思，目的是要統一對該問題的“不同意見”。他在講話裡重申上山下鄉是一項正確的政策：

“問題就是：今天的知識青年需要不需要下鄉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要說，過去需要，今天需要，將來還是需要。”＇吉林電臺廣播，1980年7月12日，刊於SWB，1980年7月18日。＇

王雖然死守傳統、墨守成規，儘量維護下鄉運動的原則與價值，但他也意識到必須改變形式。他大談1978年以來運動中湧現出的新鮮事物，可又明確指出“下鄉知青的戶口及糧油關係應該不變（即留在城市）”。即使用這樣的辦法作了點兒革新，王的思想觀念在當時已經散發出一股前朝舊時的黴味兒，就像他還堅持農業生產勞動集體化的立場。而他的屬下從他的講話裡只挑取了改良的那一部分。兩個星期後，《吉林日報》在頭版宣佈四平市決定改變政策。知青辦公室有一筆原本要作為安置費發給1980年應該下鄉的3000名畢業生的資金，“考慮到過去的經驗”，現在準備將這筆款項借貸給郊區的20家工廠企業，他們答應以合同的方式招聘知青。如果他們能保證知青在該廠的全部勞動力中的百分比不低於60，那麼就可以豁免稅項直至1985年。一年之後，這些工廠將可以轉換成市屬的集體企業。文章還解釋說：“對知青來說，與去農村插隊相比，在工廠工作的好處更多。他們現在對工作有興趣，努力學習文化和技術，成為對四個現代化有貢獻的人”＇吉林電臺廣播，1980年7月25日，刊於SWB，1980年8月1日。＇。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負責幹部認為下鄉運動的新辦法太昂貴，對它進行資助簡直就是個“無底洞”，還不如拿來發展集體所有制的工業生產更見效＇　《人民日報》1980年9月17日第4版。關於國家預算中下鄉運動的經費，見本書，頁204。＇。根據四川某縣的一項調查，安置一名知青在知青農場需要1900元，安置在公社或大隊的工廠需要1300元，但安置在鄉鎮集體企業只需500元＇　《工人日報》1980年7月30日，第2版。＇。知青生活條件是從1973年開始好轉的，而在1978到1979年間改善工作進行更快了。對國家和城市企業來說，主要是額外的開支多了：增加安置費、發放社會福利、為農場購買土地＇　在某些情況下，國家可以利用已廢棄的“五七幹校”，而免除這項開支。＇以及保證知青在農村依舊享有城市人口的供應。儘管有了改善，花費了那麼多錢，但新制度還是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利用過去安置知青的經費來幫助他們在城裡找工作，這個想法最初是鄧小平1979年10月4日在一次省黨委書記聯席會議上提出來的＇　《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頁445。＇。知青辦的負責人於是準備了實行這項政策的方案。根據他們的估算，未來幾年裡，如果每年只送70或者80萬知青下鄉，那麼年開銷就能控制在5億元之內，那就是可以節省全國會議預計的每年投下10億元資金的一半。這筆款項可由財政部門直接轉給勞動部。實際上，後來預算給下鄉運動的經費是撥到了負責招工的部門名下，而且比原來估計的多得多，因為下鄉知青少了，那些負責人沒想到運動那麼快就剎車停運＇　劉小萌，前引，頁813。＇。

農民的消極抵制也肯定起了作用，令官方改變了立場。隨著1980年的去集體化政策，農民有了更大的自主決定權，因此欲將無法接受的事情強加給他們，比起過去是難上加難。在財政經費上略加安排調整固然可行，但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城市單位都過於昂貴。在這種情勢下，當局開始放棄繼續進行下鄉運動的念頭。如同往常，在最高領導人會議上作出了有關政策改變的高層決定，然而內容卻不公開。在1980年5月胡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