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城市犯罪活動的辦法，這種念頭並不是激進派專有的。譚震林在1964年就已經論述過：“人太多。要是不把他們送到農村去勞動，他們就會待在城裡，不幹活兒，可得吃飯。有的就會變成流氓＇　＇。所有在城裡不能找到工作的，包括反動分子，都應該送到農村去”＇　《支農紅旗》，1967年第三期，頁3。＇。

上面所引述的讓我們看清楚了精簡城鎮人口的社會經濟動機是如何與當權者進行政治鎮壓的決心連在一起。1968年以後，似乎必須從城鎮疏散更多的人口，因為共和國成立後頭10年內出生的那一大群孩子已經到達了就業年齡。

所以，儘管政府當局對問題的這一方面謹慎少言，但減輕城鎮壓力的目標似乎在掀起68年的運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部分研究該專題的西方學者都將此放在一個甚至是主要的地位。譬如，Bernstein；　就特別指出存在一種耐人尋味的數目巧合：譚震林談到66到70年間需要提供600萬職位空缺，而事實上在此期間（比較準確的是68到70年間，因為文化革命延誤了他們的出發日期），被遣送的知青有540萬（據他認為）＇　T。　Bernstein，前引，頁39…40。＇。Scharping則以為，在整個運動中，城鎮勞動市場需求的變化與下放人數的多少有密切的關係。他甚至認為這個動機是起決定性作用的，並將當時中國政府所採取的行動比作幾乎是純數學的合理性。他斷言每年下放城鎮青年去農村的人數是政府計算下列兩個數量之間的關係之後，而得出的合理妥協結果：一個是城市為減輕負擔而需要遣送人口的數量，另一個是社會、特別是農村，為了減少執行該政策而出現的問題所能接受的數量＇　T。　Scharping，前引，頁421。＇。Bernstein非常重視這種動機，以至於當他1977年展望運動的前景時，他的預測都是以就業問題為出發點的。根據他的看法，意識形態動機在毛去世後開始漸漸消退。而另一方面在８０年代中期視乎人口變動，職位需求將減少。他因此預見運動在這個時候將會停止，或者開始轉化成一種輪轉制度＇　T。　Bernstein，前引，頁297…298。＇。

但是至於68年發起的上山下鄉運動，如今再也不能將其動機中的就業與城市人口問題看得如此重要。Bernstein對運動未來的預測並沒有實現，運動結束之時正正是中國歷史上最多城鎮青年進入就業市場之際＇　見本書，頁397。＇。事實令我們更加相信因經濟與人口而產生的“必要性”只是相對的，無論如何重要，也得跟隨政治社會因素。

還有更主要的，1981年透露出66至76年期間大量農民遷入城鎮，問題就又一次擺出來了。其實，在“十年動亂”期間，被招工進城的農民數量是跟被下放農村的知青數量“一樣那麼多”，或者是“幾乎一樣那麼多”，而且他們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裡定居下來。因為下鄉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