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居民”，其中“包括一批知識青年”。

這個榜樣顯示出掀起下鄉運動並不單純是由於失業問題，而且也因為城市化的代價太大了。會寧縣的居民終於“認識到，不參加生產勞動　，會給國家增加負擔”＇　《人民日報》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政府的戰略目標總是仿效斯大林模式，由農村生產來資助優先發展重工業。第一個五年計劃末期，特別是大躍進失敗後，他們才明白靠農業來提供剩餘的可能性很有限，必須儘量地減少工業化的成本。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限制工業化必然帶來的城市化所付出的代價。此外，還有中國共產黨人（尤其是毛本人）所持有的理由，他們反對依賴農村生產去發展消費城市。他們要的是刻苦耐勞型的城市，既能低消費，又能高生產。這種願望的產生主要是因為中國革命出自農村，再加上中國城市的發展和外國對華侵略有著歷史性的聯絡，令共產黨人對城市有一種懷疑及蔑視的態度。所以，1949年當毛宣佈政治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的時候，特別強調有必要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382…383。＇，提醒黨的各級幹部警惕城裡等待著他們的糖衣裹著的炮彈，並鼓勵他們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同上，頁393。＇。在掀起大躍進的期間，當局就一再強調資產階級思想依舊頑固地佔據著城市，而不是農村＇　M。　Meisner；　前引，頁65…75。＇。同樣的，到了1968年，城市就被描寫成是一個會令人變“懶”，甚至變“修”的地方，因為某種情況下在那裡可以不工作而得以生存，而在農村是不可能的＇　《人民日報》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責備那些人懶惰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似乎都是不得已處於無業狀態的人們，其實這個政策暴露了要建造“生產性”的城市的強烈願望，要將不直接參加生產勞動的人數減到儘可能的低。＇。

從1957年起，下放年青畢業生去農村就和城市供應掛上鉤了＇　《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7日。＇。當時也肯定了必須限制城市各類設施（住房、交通，等等）的支出費用。然而這一切隨著大躍進的歡樂激動煙消雲散了。結果是在城鎮人口及職工數量上真的實現了一個“飛躍”。1962年，大躍進的失敗造成了非常嚴峻的局面：國家從50年代的糧食出口國一躍而成進口國；糧食儲存幾乎是零；國庫也見底了＇　N。　Lardy　&　K。　Lieberthal；　Chen　Yun　s　Strategy　for　China　s　Development；　p。　XXIX…XXXI。＇。精簡城鎮人口及職工數量因此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三次會議透過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十項任務”之一＇　新華社訊，1962年4月16日，刊於Hsinhua　News　Bulletin；　1962年4月16日。＇。提出“首先，是動員從農村來的職工，回到農村參加生產，加強農業戰線”＇　同上。＇，這意味著還有“然後”，就是說城鎮的原居民也得離開他們的出生地。果然，60年代初期下放到農村的城鎮青年的數量要比大躍進前高得多。

城鎮領導幹部們所擔心的不只限於經濟問題。遊手好閒的城鎮青年如果找不到維持生計的工作，就非常有可能墮落為犯罪分子。本來就有了種種要下放青年的理由，現在又加上了要減少城中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心。然而在這一點上，傳媒依舊慎言，不過在某些情況下會比較直截了當。1968年底，激進派大本營上海的一份報紙明確地觸及到了這個問題：

“假使一個人有好好的兩隻手，可又拒絕工作，假使他遊手好閒躲避生產勞動，那麼，不可避免的，他就會用這兩隻手去做壞事＇　＇。有的知識青年以為可以在上海混日子繼續遊手好閒＇　＇。他們真的是無所事事嗎？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他們在幹非社會主義的事情。”＇　《文匯報》1968年12月23日社論，刊於FBIS；　1968年12月24日。＇

到了1966年，人民日報就青少年犯罪問題作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的解釋：“閒散在社會上的青少年，正是資產階級重點進攻的物件　如果我們不去管理教育他們，那麼資產階級就會乘虛而入”＇　《人民日報》1966年3月31日社論。＇。1966至1968年期間，上海原本準備分批逮捕從教養所釋放出來的年青犯罪分子，然後強迫他們到農村去（要不，就去蹲監獄）＇　葉辛，〈在醒來的土地上〉，《十月長篇小說專刊》，1983年第二期，頁53。＇。把下鄉運動當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