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量“一樣那麼多”，或者是“幾乎一樣那麼多”，而且他們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裡定居下來。因為下鄉運動政策禁止僱用城鎮青年，城鎮工廠企業單位就直接把這些農民招了上來。從1981年起，所有的中國資料都肯定這件事情＇　過去已經揭發出四人幫對在農民中招工採取放縱的態度，因而造成雙向移民（農民往城市，而城市知青往農村）的荒謬局面，但一直沒有任何準確的數字；見《遼寧日報》，1978年10月27日，刊於FBIS；1978年10月30日；《中國青年報》，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江西廣播電臺，1980年10月14日，刊於FBIS；1980年10月17日。從1979年起，招農民進城打工就是非法的，而且必須嚴厲禁止，這樣才能解決城市青年的就業問題；見《人民日報》，1979年6月17日，第一版。＇。究竟有多少呢？提供出來的數字是1300萬或者1400萬＇　見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81年2月號，頁25；馮蘭瑞及趙綠寬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82年第一期，頁126；馮蘭瑞及趙綠寬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　？Le　Problème　de　l　emploi　et　les　salaires？；　刊于于光遠編輯的La　modernisation　socialiste　de　la　Chine；　第二卷，頁202；《青年就業的探索與實踐》，頁43；Zeng　Qixian　在一個不公開的演講中的言論，輯錄於L。　Orleans；　？China　s　Urban　Population：　Concepts；　Conglomerations；　and　Concerns？；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頁280。＇。80年代初期的文章都拿下放知青的人數與此作比較。根據不同的作者及不同的日期，下放知青的人數一般估計在1300萬和1700萬之間。這些數字確實（相當粗略）與積累的出發人數相符。這些作者似乎忘記了在此期間有的知青回城了，因而同一時間身在農村的知青從來沒有超過900萬人＇　見圖表2，本書，頁192。＇。他們也忘記了從農村招工上來的總數包括知青。他們的結論卻是正確的，因為這兩種遺忘造成的結果差不多互相抵消。根據後來比較的準確資料顯示＇　《當代中國勞動力管理》，頁138。＇，那10年間共有1400萬人招聘進城，其中600萬是知青，800萬是農民。人們因此清楚地看到在那期間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城鄉勞動力大交流，雙方都涉及到至少800萬人。既然是這樣，我們不禁要問減輕城市負擔的目標是否那麼重要，是否就是掀起下鄉運動的動因。對某些透露這些數字的中國學者來說，結論是一目瞭然的：一句話，大規模的下放知青去農村，就是當時盛行的“極左政策”的實施結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經濟理由＇　見本章前注59，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的兩篇文章。＇。

這裡還應該區別當時形勢的需要與長遠的目標。當運動發起之時，已是文革結束之時　，很明顯是不可能即刻分配工作給那一大批知青，他們本該獲得就業機會，或者在66至68年間本該繼續升學的（根據陳永貴估計＇　新華社訊，1978年12月14日，刊於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1978年12月15日。＇，有400萬名中學畢業生，還要加上大約40萬名高校畢業生）＇　《中國教育年鑑1949…1981》，頁971。＇。文化革命導致教育與生產部門處於癱瘓狀態，這就迫使知青中的相當一部分長時期在城裡無所事事，從政治和社會上看當然會造成很大的問題。經濟加上政治兩大條理由，自然說明不能允許幾百萬知青在文革後留在城裡。正像我們見過的，報刊雜誌公開地論及這種憂慮，但只擺在次要的位置。次要的，那倒是千真萬確的，出現在這個時候的真正的就業問題首先就是一項政治決定的執行後果：決定停課，決定將所有的學生和整個國家投入文化革命的動亂中。此外，毛當時最擔心的是青年持續無工做無學上的狀態可能帶來的政治後果。

除了當時形勢這一點以外，從就業和城市人口的角度看，在那整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