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建設”路線與“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之間的鬥爭。毛澤東是在1959年用這個概念來反彭德懷大帥的。從文化革命開始，他使用同樣的手法來反劉少奇和鄧小平，稱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政者的動機就更加複雜。有些是長期的，有些是短期的，有些一清二楚，有些則隱晦不明，有些甚至是秘而不宣。在各位領導人，尤其是他們的頭頭毛澤東的腦子裡，對所有這些並不一定完全意識到。然而就是毛，就是他發起這場運動，正像他發動文化大革命一樣。運動的合法性又全靠他自己的思想來論證。主席的旨意往往只有幾行到處張貼的黑體字，而千百篇文章即刻出籠就此作出無休止的評論解讀。在這種情形下，對發起下鄉運動動機的分析有時不可避免地成了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或者甚至變成對毛的心理分析。

我們的研究不限於官方對運動如何解釋，我們的觀點是，這場運動主要有四個動機，又可分為三大類：意識形態動機（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會分工），政治動機（恢復秩序及強化毛的領袖魅力），社會經濟動機：一為積極的（發展農村和邊疆地區），另一為消極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長和解決失業問題）。

第一章意識形態動機

培養革命接班人

中共在其歷史上發起的眾多政治運動幾乎都負有雙重目標：對客觀世界的改造（經濟、制度、自然環境，等）及對主觀世界的改造（思想、態度，等）。這兩種改造被視為不可分割的同一體＇見　G。　Bennett；　Yundong；　Mass　Campaigns　in　Chinese　munist　Leadership；　C。　P。　Cell；　Revolution　at　Work；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S。　L。　Greenblatt；　“Campaigns　and　the　Manufacture　of　Defiance　in　Chinese　Society”；　刊登在1977年出版的　A。A。　Wilson編匯的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頁82…120。前兩本是我們所知的唯一系統闡釋1949年以後群眾運動現象的著作。然而，本書以及我們對中國當代歷史所知道的一切都與Bennett書中的論述相反。他認為1949年建立的政權是“參與者為本的民主”，而群眾運動就是這種“民主”的得天獨厚的方式。至於Cell的那本著作只給我們提供很少有關運動真實的資料。作者認為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人與其他人絕對不同，他也相信“規範性激勵”（即運動中的宣傳和動員）具有神奇的經濟效力。可惜；他沒有提供任何證據。＇。從1963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重心就明顯地放在主觀世界方面。作為“上層建築的一場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則更加凸顯了這種傾向。在政府的宣傳中，68年底再次轟轟烈烈掀起的下放知青去農村的運動便是以將思想改造放到首位為特徵的。

雖然以往已反覆宣傳過，但如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定了新調子，尤其是加入了“再教育”的新概念。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電臺向全國廣播了毛澤東的指示，並在翌日全文登載於“人民日報”。這項宣告新型下鄉運動誕生的最高指示只是著重提到上述理由。以下是該指示的全文：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人民日報》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指示在第二天的報紙頭版又再重新刊登。＇

指示公佈後，連日發表各種評論文章闡明“再教育”的含義。“再教育”應該可以幫助“知識青年思想革命化”以及“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新華社訊，1968年12月23日；　刊於SWB；　1968年12月30日＇。早在文化革命前，對青年中的精英越來越脫離群眾並把革命理想丟到腦後的現象，毛澤東曾多次表示不安。“蘇聯修正主義”的樣板，加上他的“務實派”政治對手日益強大的影響力，全都令他害怕：幾年以後，或最多幾十年以後，中國將會“變色”＇　毛澤東，“1963年5月9日對　浙江省７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　的批示”，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中引用，《紅旗》第13期，196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