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到你大聲叫出來為止！”

“我是一堆卑鄙齷齪的猶太老屎蛋！”

“把他的眼鏡給他，”艾克曼好象沒事人一樣說。“好，站起來。”

我掙扎著站起來的時候，有一隻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肘兒，扶我穩住身子。有人給我把眼鏡戴上。這時，我才一下看出了愛潑斯坦的臉。在那張蒼白的臉上，在那雙迷惘的棕色眼睛裡，結的是兩千年猶太曆史的疤痕。

“坐下，傑斯特羅博士，”艾克曼說。他坐在辦公桌後邊抽著煙，神閒氣定，象個銀行經理似的。“現在。我們切實地來談談。”

布格爾在他身旁坐下，揚揚得意地咧開嘴笑著。

這以後發生的事，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因為我當時頭昏眼花，痛得要命。　艾克曼說話的腔調仍然是公事公辦的樣子，可是又帶有一點兒椰榆意味。他所說的話幾乎和這頓毒打一樣叫人心煩意亂。黨衛軍知道我在教授猶太教法典，而關於猶太人的科目是禁止教授的，所以我可以被送進小堡的可怕的牢房去，很少有人能從那裡生還。更叫人震驚的是，他透露說，娜塔麗參加了諷刺元首的下流地下演出。因此可以把她逮捕並立即處決。娜塔麗始終沒和我談過這件事。我只知道她給孩子們表演木偶戲。

顯然，艾克曼告訴我這些事情，是為了加深布格爾的野蠻毆打給我的教訓。那就是，我們作為美國人的權利，或者說，作為西方文明人的權利，已經不復存在了J我們已經越過了界線。由於我們所犯下的罪，我們已經無權要求恢復在巴登一巴登的身份了，而且我們隨時隨刻都有生命危險。他以一種特別尖刻的坦率態度又加上一句：“其實我們倒並不在意你們猶太人怎樣自尋樂趣！”他要我繼續教下去，並且還說，如果娜塔麗不再演那種諷刺劇的話，那對我們兩個人來說只會更難辦，因為我不可以把她離開黨衛軍總部後發生的事告訴她。我決不可以向任何人吐露出半句。要是我吐露了，他肯定會知道的，那就太糟糕了。他說愛潑斯坦會向我交代一下我就任長老的手續，然後他簡慢地揮了揮手，吩咐我離開。我從椅子上幾乎站不起身來。　愛潑斯坦只好扶著我一拐一拐走了出去。在我們身後，我們可以聽見那兩個德國人說笑話，縱聲大笑。

我們一塊兒離開了黨衛軍總部，愛潑斯坦始終一句話也沒說。走過圍牆那兒衛兵面前時，我強使自己象平常那樣走。我發現，如果我挺直身子，大踏步走，反而痛得不那麼厲害。　愛潑斯坦把我帶到理髮店，讓我理了發，修剪了鬍子。我們又走到委員會會議室。一個攝影師正在那兒預備給集合在一起的長者們拍新聞照片。有一個記者，一個穿了一件皮大衣的相當漂亮的年輕德國女人，正在問問題，記筆記。我和長老們一塊兒擺好姿勢，另外又單獨照了一張照片。記者跟我，還跟其他人談話。我相信，這兩個一定是真正的新聞記者，他們一定會帶著一篇很有說服力的報道離開——一篇連他們自己也會相信的、有關管理猶太樂園的猶太委員會的報道。這個委員會是一群神情安詳、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還包括《一個猶太人的耶穌》的作者，著名的埃倫。傑斯特羅博士。

這樣公開利用我的姓名和讓我露面，就擺明了：我和娜塔麗已經無法透過外交途徑獲得援救了。就算這篇報道是供歐洲人閱讀的，美國方面慢慢肯定也會聽說到它。我給特萊西恩施塔特增添的這一點兒光彩，似乎已經超過了國務院為了我們這件事所能給德國人增添的麻煩。　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幾年。在這種徒勞無益的程序能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們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

在我下筆寫到抵銷這種種驚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爾的死裡逃生以前，我還想對上面這件事寫下幾句話。

我活了六十五年，簡直沒受到過什麼粗暴的體罰。實際上，我所記得的最近一個例子，還是在奧斯威辛的猶太教法典學校讀書時萊撒爾拉比打我的那下。那一次，萊撒爾拉比可以說是一下把我的猶太人身份打掉了，而這次一個黨衛軍軍官又把我踢了回去。我回到房間後所做的事，除了對我自己外，對任何人也許都沒什麼意義。自從離開錫耶納的時刻起，我一直帶著一個隱藏得很好、專備急用的小錢包，裡面藏著鑽石，以及我少年時代改信天主教的檔案的照片。感謝上帝，因為我們算是“知名人士”，所以還沒被搜過身。我把這些摺疊得破舊的、日期為一九零零年的檔案取了出來，撕得粉碎。今天早上，我大約五十年以來第一次戴上了經厘。我是從隔壁一個虔誠的老人那兒借來的。在這個多災多難的世界上，在我餘下的有生之年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