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說服力呢？

說到頭，我在這兒已經看到過不少德國人的殘暴行為了。我看到過一名黨衛軍士兵用棍子把一個老婦人打得跪倒在雪地裡，只不過因為她在叫賣香菸頭的時候給他逮住了。我聽說過孩子們因為偷了食物，在小堡裡給活活吊死。還有就是那次人口普查。三星期前，黨衛軍把猶太區的全體居民押到田野裡去，在凜冽的寒風中把我們點了一遍又一遍，時間長達十二小時，而且在那個下雨的夜晚竟讓四萬多人在露天裡站著。在那一大群飢寒交迫的人中，傳播著謠言說，他們將在黑暗中用機槍把我們全部打死。於是許多人朝著城門蜂擁奔逃。娜塔麗和我避開了人流，平安歸來，可是我們聽說第二天早上田野裡滿是被踏死的老人和孩子雨打雪蓋的屍體。

然而，這一切都沒使我看清事實。我和艾克曼的會面，卻使我看清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這是由於那個最最古老的心理上的事實；一個人實際上無法感覺到另一個人的苦難。更壞的是，讓我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面對這個赤裸裸的事實吧：旁人的苦難反而會使人感到慶幸，感到寬慰，因為他自己逃過了這種苦難。

艾克曼不是一個低三下四的警察畜生。他也不是一個平庸的官僚，儘管要扮演這麼一個角色時，他會扮演得十分出色。這個講求實效的柏林官員跟那個誇誇其談的瘋子希特勒比起來，是一個更為可怕的人物。這種人物經常出沒在二十世紀，促成了兩次戰爭。他是一個有理性、有識見、生氣勃勃、甚至和藹可親的傢伙。他是我們中的一員，是西方的一個文明人。然而轉瞬之間，他可以下令對一個身體衰弱的老人幹出可怕的暴行來，自己還安詳地拍手旁觀；再一轉眼，他的態度又可以重新變得彬彬有禮，象歐洲人那樣，一點兒也不感到這麼做是反覆無常，甚至對於那個無法理解人性這一表現的受害者的狼狽相，還要報以譏諷的冷笑。象希特勒一樣，他也是個奧地利人。象他一樣，在這個可怕的世紀裡，他也是典型的德國人。

這個不容易懂的真理我總算弄明白了。然而無論如何，我到死都不願意譴責整個民族。在這件事上，我們猶太人已經受夠了。我會想起那個歷史學家卡爾。弗裡施，他從海德爾堡到耶魯來，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德國人，一個極富於幽默感的溫和、開明、淵博的人。我會想起二十年代裡柏林藝術和思潮蓬蓬勃勃的驚人發展。我還會想起赫格謝默一家人，我在慕尼黑的時候在他們家住了六個月，他們是第一流的好人——這點我可以發誓——在一個反猶主義在政治上甚囂塵上的時候，他們都一點兒沒反猶的色彩。這樣的德國人還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數。一定就是他們創造了德國的美，以及德國的藝術、哲學和科學：這些才是所謂“德國文化”，是遠在它成為一個被詛咒的、恐怖的名詞之前，就被創造出來的。

我不理解德國人。　阿提拉、阿拉力克、成吉思汗、塔馬蘭在狂熱的開疆拓土中消滅了所有反抗他們的人。在世界大戰期間，穆斯林土耳其人屠殺了基督徒亞美尼亞人，可是亞美尼亞人當時投靠了敵人沙皇俄羅斯，而且這是在小亞細亞發生的。

德國人是基督教歐洲的一部分。猶太人曾經熱情地信奉和豐富了德國的文化、藝術和科學。在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猶太人對德皇的盲目忠誠是有案可查的。不，這樣的事是空前的。我們陷進了一個神秘的、巨大的歷史程序裡，一個新紀元行將誕生時的難熬痛苦之中。正如同一神教和基督教初生時那樣，我們註定得呆在這場大變動的中心，首當其衝地遭受磨難。

我一生中在學術上持有的不可知論的人道主義觀點實在非常好。我寫的有關基督教的書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的。但是總的說來，我還是在奔波中度過了一生。現在，我才轉過身站定了。我是一個猶太人。有句市井俚語說得好：“那個人所需要的，就是對他屁股上猛踢一腳。”這句話好象說中了我一生的經歷。

班瑞爾。傑斯特羅在布拉格。

我所知道的幾乎就只有這一點：他從一個集中營逃脫之後，就在那兒搞地下工作。他透過一個把布拉格和特萊西恩施塔特連線起來的共產黨聯絡網，捎了口信給我。為了證明確實是他本人，他用了一句希伯來短語，這句短語到了非猶太人的口中幾乎無法辨別出（捷克憲兵隊就是主要的聯絡員）。然而，我還是猜出了它的意思：azak，emats，就是：“要堅強，要有勇氣。”

我這個堂弟，這個有鋼鐵般意志、善於隨機應變的人，居然還活著，就在附近，並且還知道我被囚禁在這兒，這真是令人吃驚的。但是德國人在歐洲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