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巧處於斯佩爾與希特勒二者的矛盾之間。元首在敵軍東西夾攻的情況下，正頒佈一項“焦土計劃”。要用我們自己的炸藥去把柏林主要的公共設施全部炸燬。所有各地武裝部隊撤退時，都應炸壞橋樑、鐵道、航道、公路，只留下一片“舟車絕跡的沙漠”；我們要放水淹沒魯爾區的煤礦，爆炸鋼鐵廠、發電廠、煤氣廠、水壩，實際上是要德國成為一個百年內無法居住的地區。斯佩爾試圖諫阻，希特勒索性破口大罵，說反正德國人已經證明自己不配繼續生存，或者說一些這類強詞奪理、毫無心肝的胡話。

斯佩爾和所有的納粹一樣忠心耿耿。他對希特勒那樣象狗似的阿諛奉承永遠使我感到噁心；然而，同時他又是一位現代工藝專家，對國家的軍工生產克盡職責，這就必然會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知道那場戰爭已經輸定，於是幾個月來就一直冒著生命危險，試圖打消希特勒的破壞命令。有時候，他靠連哄帶騙，終於撤銷了這些命令，他堅持的理由是：我們不久就需要所有那些橋樑以及其他設施，來幫助實現元首的神機妙算，進行反攻，恢復失地。也有時候，他篡改了希特勒的命令，只吩咐炸燬一兩座橋，而保全了一個地區的其他部分。

倒黴的是，他這種兩面三刀的做法使我的處境為難了，因為我必須去應付那些接受了希特勒命令的將軍。我必須勸誘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