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歡騰和迭次祝酒中，希特勒坐在那兒，樂陶陶地笑著向大夥看，右手緊握著左手，以免它不停地哆嗦。戈培爾不惜降貴纖尊，走過來迎接我，一面蹣跚地走著，一面揮著一份報紙。“今兒晚上，瞧這兒人人喜氣洋洋，我的好將軍！局勢終於發生了大轉變。那條瘋狗死啦。”

就是為了這件事舉行宴會。現在德國期待的轉變到了，“勃蘭登堡王室的奇蹟”正在重演，俄國女皇的暴死解救了菲特烈大帝的危難，這一切又重見於一九四五年。星象學家的話可真應驗了。他們早就在預言，四月中旬會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三不用說，俄國軍隊正在朱可夫的指揮下沿奧得河集結，有一個地方離開那地堡只三十五英里；艾森豪威爾的部隊向易北河挺進；南方英美聯軍正突破我們義大利的防線；另一支由科涅夫統帥的俄國大軍在巴爾幹島苦戰，企圖比朱可夫和美國的軍隊更快抵達柏林；而炸彈則日夜不停地從整個柏林上空象雨點般落下來。我國的軍工生產實際上已經停頓。我們各地軍隊的汽油和彈藥即將用完。從東西方逃來的千百萬難民堵塞了各條公路，以致武裝部隊都無法調動了。黨衛軍經常命令這裡或那裡的火車調軌，這就阻礙了鐵路運輸。然而，在總理府底下水泥地洞裡那種環境中，以上這一切又算得什麼呢？那兒已經變成了夢鄉與幻境。任何可以尋找來寬慰自己的藉口，都被吹噓成為一個“大轉變”，雖然它們都不能象羅斯福的死訊那樣帶來片刻的歡樂。

第二天，紅軍佔領了維也納，這件事多少使大家洩了氣。然而，就在那一天，我和斯佩爾正坐在那裡談破壞柏林這一嚴重問題的時候，納粹勞工陣線首領萊伊到了，他興沖沖地宣佈，說一個什麼德國不知名的天才剛發明了“死光”！製造這種死光，跟製造機槍一樣既簡單又便宜。萊伊已經親自看過了計劃，幾位著名的科學家已經為他檢驗了這種武器。只要斯佩爾立即將這種武器大規模投入生產，就會給戰局帶來一個大轉變。斯佩爾裝出一本正經的神氣，當場委任萊伊為“死光製造局局長”，賦有全權去徵用所有的德國工業，以斯佩爾的名義去製造這種神奇武器。萊伊高興得一路胡言亂語，走了出去，於是我們又重新去討論那個傷腦筋的問題。

這些徹頭徹尾是鬼話的“神奇武器”和“秘密武器”一直使斯佩爾感到難堪，自從我當上了他與最高統帥部之間的聯絡官後，也使我感到難堪。一些將軍、廠長、政界中頭面人物以及普通老百姓，都會走過來，用臂肘碰碰我，向我眨眨眼睛。“現在該是元首使用秘密武器的時候了吧？什麼時候才使用它？”我的妻子，這位將門之女和地道的軍人之妻，也憂心忡忡地向我提出了這個問題。直到現在，戈培爾一直借“官方透露”和小道傳播的方法來宣傳這種惡毒的幻想，那只是為了要使人們繼續流血，讓納粹的癌症繼續擴散。

黨獨攬一切到了一九四五年，即癌症已經擴散到了祖國各地。黨內象萊伊之流的混蛋和流氓把持了所有的政府與軍事機構。武裝黨衛軍已經變成一支對立的軍隊，它把最好的新兵和裝備一起吸收了去。一月裡，希特勒竟然派海因裡希。希姆萊去指揮維斯杜拉河方面集團軍，迎敵紅軍突破北方陣線後發動的正面攻勢。結果當然是遭到一場慘敗。希姆萊指揮作戰的辦法是槍決那些無法遵照他的命令在絕望的情況下守住陣地的將領。後來，他更發出恫嚇，要連那些將領的家屬也一起槍決。在他管轄的地區，橋上和村裡到處都吊著德國軍人的屍體，上面還標著“懦夫”或“逃兵”字樣。

不用說，所有這些國社黨的“妙計”只能進一步削弱我軍日益衰竭的戰鬥力。俄國人很快就突破了希姆萊的防線，直抵波羅的海，截斷了東普魯士和拉脫維亞的大部分德國軍隊。多虧鄧尼茨那一次巧妙的海上撤退，那一次比敦刻爾克更為艱鉅但被人遺忘了的救援行動，才保全了那些軍隊和許多平民。後來人家發覺，原來希姆萊那時候正在秘密透過瑞典單獨進行和平試探，同時還異想天開地在安排一次談判，準備釋放那些劫後餘生的猶太人，以此換取鉅額贖金。

最後，可惜為時過晚，希特勒才派海團裡希將軍去替換這個庸懦無能的壞蛋。可是，這時候希特勒自己也暴露了他那地道的納粹本色。美國人在一次神出鬼沒的突擊中佔據了雷馬根橋，希特勒就大發雷霆，命令槍斃四個優秀的軍官，怪他們沒能夠及時炸燬那座橋。這些人當中湊巧有一個就是我的妹夫，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要信守效忠的誓言是困難的。

斯佩爾與希特勒自從當上了斯佩爾的聯絡官，我就發現自己在效忠方面受到了最大的考驗，因為我執行破壞任務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