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機構資金管理者還是沿用這一方法。

那時，銀行業經濟學家不理解，當地區聯儲銀行獨立購買政府債券時，其總體效應將導致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向銀行系統注入“高能”貨幣，商業銀行可以根據部分儲備原則（partial　reserve　principle），透過迴圈貸款成倍地發放更多資金。政府出售債券時將發生相反的情況。美聯儲進行公開市場交易時，金融市場上的利率將相應地上漲或下跌。當地區聯儲銀行行動不一致時，信貸市場就會紊亂或崩潰，因為在公開市場交易中，某家地區聯儲銀行賣出政府債券的同時，另一家地區聯儲銀行可能在買進。

紐約聯儲銀行第一任董事長本傑明·斯特郎（Benjamin　Strong）看到了問題所在，並說服其他11家地區聯儲銀行，允許紐約聯儲銀行以協調的方式處理它們的所有交易。地區聯儲銀行組建了由紐約聯儲銀行管理的公開市場投資委員會，其目的是追求整個銀行系統的利潤最大化。該委員會受到紐約聯儲銀行的支配，後者與大資本中央銀行的利益密切聯絡在一起，進而與國際金融市場密切相連。美聯儲批准了上述安排，卻沒有充分理解其含義：美聯儲已落入紐約國際銀行家的過度影響之下。對美國來說，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開端。1929年，美聯儲扮演的角色暴露了其致命的缺陷，它引起了股市崩潰卻無力應對。

美聯儲降低貼現率最終消除了1920~1921年的美國經濟衰退，美國經濟隨後進入繁榮的20年代。繁榮的20年代如同20世紀90年代的新經濟泡沫，過去之後，將美國經濟的部分產業及其從業人員留在貧困狀態。由於產品價格上不去，農民依然是犧牲品；只有工作很長時間的工廠工人，才能共享20年代的繁榮，並從銀行的放鬆銀根中大舉債務。由於繁榮時期的高失業率，美國工會失去了30％的會員。20年代的繁榮完全是由股市投機繁榮的財富效應推動的，到20年代末面臨的是1929年股市崩潰，美國和全世界就此陷入大蕭條。歷史資料顯示，美國經濟1927年已經過熱時，紐約聯儲銀行董事長斯特朗依靠地區聯儲銀行降低貼現率，美聯儲喪失了最後一個阻止1929年股市崩潰的機會。一些歷史學家稱，斯特朗這麼做是為了實現其國際主義構想，甚至甘冒犧牲國家利益的風險。這是美國國會至今仍爭論不休的一大問題。與格林斯潘一樣，斯特朗認為，更可取的是透過增加流動性，處理好股市崩潰後的危機管理，而不是過早地以緊縮銀根的預防措施擠幹泡沫。這是一個戰略問題，要求在大的泡沫裡不斷地擠幹小泡沫。

20年代信貸放鬆的投機性繁榮吸引了許多人借錢購買股票，並把炒高的股價作為新的抵押，借來更多的錢以購買更多的股票。經紀人的貸款從1928年中期的500萬美元增加到1929年9月的8�5億美元。1929年，紐約證交所上市的846家公司的市場資本總額為897億美元，是同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24倍。以現在的標準衡量，1929年的股價實際上被技術性地低估了。2004年，紐約證交所上市的2750家公司的全球市場資本總額超過了18萬億美元，是同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11�74萬億美元的1�53倍。

2001年1月14日，道瓊斯工業指數達到空前的新高11723點，儘管早在1996年12月6日，當道瓊斯工業指數位於6381點時，格林斯潘就警告說出“非理性繁榮”。從1982年8月12日777的低點開始，道瓊斯工業指數開始了其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大牛市，只是在1987年10月19日所謂的黑色星期一被突發的令人戰慄的股災短暫地打斷，下降了22�6％，跌至1739點。也就是從8月21日的2760最高點，在不到兩個月裡下降了1021點。但是，格林斯潘的放鬆銀根政策將道瓊斯指數在13年裡抬高到11723點，增長了674％。1929年，道瓊斯指數的最高點是9月4號的386點。1929年10月22日，《紐約時報》以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的所言“股票價格不高”為標題，進行報道。兩天之後，股市大跌，到了11月底，紐約證交所股票指數下降30％。直到1954年11月，股指才恢復1929年9月3日的水平。最糟糕的情形發生於1932年1月，股指下跌至40�56點，下降了89％。費雪將其結論建立在收益報表良好、幾乎沒有產業糾紛、研發和其他無形資本具有高額投資的基礎之上。雖然還未得到理論和相關資料的證實，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