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都是我自己動手做的，用意大概就是讓讀者忘記我在福建有過幾個辦教育事業的朋友，省得在每次運動中給自己添麻煩。我今天還感到內疚，因為刪節並不止一次。我編傭文集》第十卷，還刪去了《短簡》中的那篇《家》，那是一九三六年寫的一篇書信體散文，後來收在《短簡》集裡，一九三七年和四九年共印過兩版，文章裡也提到“被我們稱為耶穌的人”，我接著說：“他的病怎樣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難。我從沒有見過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大家好好地愛惜他吧，比愛自己還多地愛這個人吧。我知道你們是能愛他的。”《短簡》以後不曾重印，編入《文集》時我刪去了這封公開信。這也就是所謂“劃清界限”吧。我只說“感到內疚”，因為我當時刪改文章確有“一場空”的感覺，我也為那些過分的讚美感到歉意。所以我重讀舊作，並不臉紅，我沒有發違心之論。不像我寫文章同胡風、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劃清界限”，或者甚至登臺宣讀，點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麼人證、物證，別人安排我發言，我就高聲叫喊。說是相信別人，其實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態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我今天仍然因為這幾篇文章感到羞恥。我記得在每次運動中或上臺發言，或連夜執筆，事後總是慶幸自己又過了一關，頗為得意，現在看來不過是自欺欺人。終於到了“文革”發動，我也成為“無產階級專政死敵”，所有的箭頭都對準我這個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劃清界限”，一連十載，我得到了應得的懲罰，但是我能說我就還清了欠債嗎？

二

近兩三年我的記憶力衰退很快又很顯著。《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國的夢》，我拿著書翻了兩天，只顧在《旅途隨筆》中追尋《南國的夢》。只有寫完本文的第一節，昨天我才發現在另一篇《南國的夢》裡我的確寫了不少葉非英兄的事情。說不少其實也不算多，因為我同非英就只見面幾次。用《南國的夢》作題目，我寫過兩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廣州寫的，那時我剛剛去過泉州，在他的學校裡住了一個多星期，帶走了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終無法平靜，我又準備到廣東朋友新辦的鄉村師範去參觀，因此文章寫得短，也沒有講什麼事情。

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脫稿的，我從桂林經過溫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報刊上看到日本侵略軍佔領鼓浪嶼的訊息，想念南國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動的時候我寫了像《南國的夢》那樣的“回憶”文章，敘述了我三訪泉州和幾遊鼓浪嶼的往事。我手邊沒有當時在上海刊行的文學小叢書《黑土》，不過我記得它就只印過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編傭文集》第十卷時對這篇回憶也不曾作過大的改動，我只是在文章的最後加了一個腳註。我這兒說：這篇回憶是在我十分激動的時候寫成的。我當時寫的並不是真實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見到“耶穌”，我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了。

我最近在一篇文章裡說過這樣的話：“我也曾把希望寄託在幾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想代替現實，用金線編織的花紋去裝飾它們，結果還是一場空，我不僅騙了自己，也騙了別人。”用這幾句話來解釋以上的兩篇回憶，也很恰當。

對。這就是那位寫信人，那位我朋友的朋友所指的“劃清界限”的文章吧。我當初加上這個“腳註”，只是為了回顧過去，解剖自己，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確在當時表態就是檢討，就是認罪，就是坦白，“坦白”就可以得到從寬處理。

我好像還不知道葉非英和曾在廣東辦學的陳洪有都給劃成了右派，我的朋友中作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經不少了。據說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網”，五八年幾次受批判，特別是在第四季度所謂“拔白旗”運動中被姚文元一夥人揪住不放，在三個刊物裡討論了整整三個月。我內心相當緊張，看不清楚當前的形勢，從鳴放突然“轉化”為反右，彷彿給我當頭一棒，打得我頭昏眼花，渾身打戰，五八年因為一篇批評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動地寫過兩次檢查。為了慶祝建國十週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約我編輯《巴金選集》。責任編輯看了全稿，還希望我寫一篇表態的前言後記。我不想寫，卻又不能不寫。在《文藝報》上發表的《法斯特的悲劇》記憶猶新。我戰戰兢兢，彷彿大禍就要臨頭，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責的文字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讓自己的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