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稱為“耶穌”的友人已經離開我們。回到上海我翻出三十年代的舊作。“我說我的心還在他們那裡，我願把我的心放在他們的腳下，給他們做柔軟的腳墊，不要使他們的腳太費力。”我因為漂亮的空話感到苦惱，我不曾實踐自己的諾言。為了減輕我的精神上的負擔，我考慮寫幾篇回憶和懷念，也曾把這個想法對幾位朋友講過。可是時間不能由我自己支配，我得整天開啟大門應付一切闖進來的雜事，沒有辦法寫出自己想寫的文章。於是空前的“大革命”來了。我被迫擱下了筆，給關進了“牛棚”，我也有了家破人亡的經驗，我也嘗夠了人世的辛酸。只有自己受盡折磨，才能體會別人的不幸。十年的苦難，那一切空前的“非人生活”，並不曾奪去我的生命，它們更不能毀滅我懷念故友的感情。

幾年中間我寫了不少懷舊的文章，都是在苦思苦想的時候落筆的。我只寫成我打算寫的文章的一部分，朋友們讀到的更少。因此這三四年中常有人來信談我的文章，他們希望我多寫，多替一些人講話，他們指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亡友，其中就有在福建和廣東辦教育的人。我感謝他們提醒我還欠著那幾筆應當償還的債。只是我擔心要把心裡多年的積累全挖出來，我已經沒有這樣的精力了。那麼我能夠原封不動地帶著塊磊離開人世嗎？不，我也不能。我又在拖與不拖之間徘徊了半年，甚至一年。於是我拿起了筆，我的眼前現出一張清瘦的臉，那就是葉非英兄，我並沒有忘記他。恰好我這裡還有一封朋友轉來的信，是朋友的友人寫給朋友的，有這樣一段話：“順便提一下：我有一個我十分敬重的老師和朋友葉非英先生（巴老在他的散文集《黑土》裡稱他為”耶穌“），冤死，已平反。在他蒙冤的時候，巴老寫過一篇至少是表示和他‘劃清界線’的文章。我懇望，巴老如果要保留這篇文章，那就請加以修改。死者已無法為自己說話，而他，以我對他的認識，我相信他總是帶著對巴老的深摯友誼逝去的。”

我首先應當請求寫信人的原諒，我引用這段話，並沒有徵求他的同意。說實話，要不要引用它，發表它，我考慮了很久，他這封不是寫給我的信，在我這裡已經放了一年，對他提出的問題我找不到解答，就沒有理由退回原信。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寫過文章說明我要跟“耶穌”“劃清界限”，我實在想不起來。我稱非英為“耶穌”，自己倒還記得，那稱呼是從我的第一本遊記《海行雜記》裡來的。《雜記》中有一節《耶穌和他的門徒》，我將同船的一位苦行者稱為耶穌。認識非英後，我一方面十分敬佩他的苦行，另一方面對他的做法又有一點小意見；曾經開玩笑地說他是我們的“耶穌”。但那是一九三三年以後的事了。我究竟在哪一篇散文裡用過這個稱呼呢？我想起了《黑土》之前的《月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日本橫濱寫成的散文。當時在山上友人家小小庭園內散步的情景歷歷在目。我從十年浩劫中殘留下來的舊作堆裡找到幾本不同的舊版散文集《點滴》，翻出《月夜》來查對，解放前的各版中都有這樣的一段：“但是要將碎片集在一起用金線系起來，要在這廢墟上重建起九重的寶塔，懷著這樣大的志願的人是有的。我們的‘耶穌’就是一個；還有×××。這兩人將永為我一生最敬愛的朋友吧。”後面還有關於另一位朋友的三句話。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南國出版社港版《點滴》中這一段話從“我們的耶穌”起卻改為“朋友Y就是其中的一個。雖然他有著病弱的身體，但是他卻在做著一個健康人的工作。他將永為我的敬愛的朋友吧。他的質樸、勇敢和堅定在我的胸膛裡點起了長明燈。”這最後一句原來也有，但它是用來講另一個朋友的，在這個修改本中另一個朋友的名字給刪掉了，我就改用它來讚美葉非英，覺得更恰當些，因為我從日本回上海，聽說另一個朋友已經作了官。這也說明我寫文章，談印象，發議論，下結論，常常有些誇張，輕易相信一時的見聞，感情衝動時自己控制不住手中的筆。一九七八年我在兩卷本《選集》後記中說：“我也曾把希望寄託在幾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代替現實，我寫過一些宣傳贊美的文章，結果還是一場空。”這些話有點像檢討，其實是在替自己解釋，但“還是一場空”，卻是我的真實的感受。

上面說的這次修改是什麼時候搞的，我已經記不起了，南國出版社印的是“租型本”，紙型一定是早改好的，那麼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改訂本。我又翻看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的《文集》第十卷，《月夜》還給保留著，可是關於“朋友Y”的整整一段都沒有了，代替它的是六個虛點，說明這裡有刪節。這刪節和上一次的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