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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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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法斯特的悲劇》

法斯特的“悲劇”其實就是我的悲劇。一九五八年三月《文藝報》上發表的我的文章和簡訊可以說明我最近幾十年的寫作道路。我對法斯特的事情本來一無所知,我只讀過他的幾部小說,而且頗為喜歡。刊物編輯來組稿,要我寫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說是某某人都寫了,我也得寫。我推不掉,而且反右鬥爭當時剛剛結束,我也不敢拒絕接受任務,就根據一些借來的資料,照自己的看法,也揣摩別人的心思,勉強寫了一篇,交出去了。文章發表不久,編輯部就轉來幾封讀者來信,都是對我的嚴厲批判。我有點毛骨竦然,彷彿犯了大錯。編輯部第一次來信說這些讀者意見只在內部刊物發表,以後又來信通知,讀者意見太多,不得不選兩篇刊出。我無話可說,只好寫封檢討的簡訊,寄給編輯部。我不甘心認錯,但不表態又不行,害怕事情鬧大下不了臺,弄到身敗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連忙“下跪求饒”,只求平安無事。檢討信發表了,我膽戰心驚地等待事態的發展,外表上卻做出相當安靜的樣子,我估計《文藝報》上不會再刊登批判《悲劇》的文章。但是不到一個月徐景賢卻站出來講話了,他的文章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還是那些論點。我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為要對我怎樣了,不加思索就拿起筆連忙寫了一封給《文匯報》編輯部的信,承認自己的錯誤,再一次表示願意接受改造。在那些日子有時開會回家,感到十分疲乏,坐在沙發上休息,想起那篇闖禍的文章,我並不承認“回頭是岸”的說法有什麼不對,但是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說真話,我只好多說假話。昧著良心說謊,對我來說,已經不是可悲、可恥的事了。

我的“改造”可以說是從“反胡風”運動開始,在反右運動中有大的發展,到了“文革”,我的確“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給改造成了另一個人,可是就因為這個,我卻讓改造者們送進了地獄。這是歷史的懲罰。

今天看來,我寫法斯特的“悲劇”,其實是在批判我自己。

我的“悲劇”是別人把我當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而法斯特呢,他是作家,如此而已。

懷念非英兄

三十年代頭幾年我去過福建三次,廣東一次。寫了一本《旅途隨筆》和幾篇小說,那些文章裡保留著我青年時期的熱情和友誼的回憶。那個時期我有朋友在泉州和新會兩地辦學校。他們的年紀和我相差不遠,對當時許多社會現象感到不滿,總覺得“五四”運動反封建沒有徹底,封建流毒還在蠶蝕人們的頭腦;他們看見帝國主義侵略者在我們國土上耀武揚威,彷彿一塊大石壓在背上使他們抬不起頭來:“金錢萬能”的社會風氣又像一隻魔手掐住他們的咽喉。他們不願在汙泥濁水中虛度一生,他們把希望寄託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想安排一個比較乾淨的環境,創造一種比較清新的空氣,培養一些新的人,用愛集體的理想去教育學生。他們中有的辦工讀學校,有的辦鄉村師範,都想把學校辦得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關上學校門就彷彿生活在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他們信任自己的夢想,(他們經常做美麗的夢。)把四周的一切看得非常簡單。他們甚至相信獻身精神可以解決任何問題。我去看望他們,因為我像候鳥一樣需要溫暖的陽光。我用夢想裝飾他們的工作,用幻想的眼光看新奇的南方景色,把幻夢和現實混淆在一起,我寫了那些誇張的、讚美的文章,鼓勵他們,也安慰我自己。今天我不會再做那樣的好夢了。但是我對他們的敬佩的感情幾十年來並沒有大的改變,即使他們有的已經離開世界,有的多年未寄信來,我仍然覺得他們近在我的身邊;我還不曾忘記關於他們我講過的話:“他們也許不是教育家,但他們並不像別的教師那樣把自己放在學生的上面,做一個尊嚴的先生。他們生活在學生中間,像一個親愛的哥哥分擔學生的歡樂和愁苦,瞭解那些孩子,教導那些孩子,幫助那些孩子。

“他們只知道一個責任,給社會‘製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一九六二年初我去海南島旅行,在廣州過春節,意外地見到那位廣東新會的朋友,交談起來我才知道一些熟人的奇怪的遭遇和另一些熟人的悲劇的死亡。我第一次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