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字裡行間流露。後記寫成，我把它寄給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務。沒有想到不久曹禺經過上海，到我家來，看了我這篇後記的底稿，認為它“並不是心平氣和地寫出來的”，說是我有委屈，他回到北京便對荃麟同志講了。荃麟和曹禺一樣，不贊成用這後記，他們都認為“不大妥當”。他後來徵得我的同意，就讓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說明。荃麟當時是中國作協的黨組書記，我感謝他對我的關心，不過我也有我的想法，既然寫出來了，表一表態也沒有害處。

這些年運動一直不斷，日子不會好過，我把抽出的後記保留下來，我想會用得著它，不久我便摘出一部分作為散文《我的幼年》的腳註塞進我的《文集》第十卷。《南國的夢》的腳註中引用的幾句話也是從那篇後記中摘錄下來的。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又約我編輯《選集》，那篇難忘的後記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後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邊，我無意間翻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