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逐漸消失，而且那個時候我有一種堅定的信心，我要證明：日本侵略軍的炮火“不能毀滅我的創造的衝動”；帝國主義的炸彈毀滅不了我的精力和作品。

所以我當時興奮多於痛苦，不吃力，卻感到痛快。雖然前半部中仍然充滿陰鬱的調子，但大半是過去心境的追憶和舊日文字的默寫，我腦子裡常常響著一個聲音，就是我在《春天裡的秋天·序》中說的：“這應該終結了。”“這”字指的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我在那篇序文的結尾甚至說：“向著這垂死的社會發出我的堅決的呼聲‘我控訴’。”我這樣說，未免太狂妄。我除了一管幼稚、無力的禿筆，什麼武器也沒有，又不曾找到正確的革命理論把自己武裝起來，而且整天關在屋子裡寫文章，不參加實際的鬥爭，我怎麼能夠損害我的敵人呢？我當時也知道自己的弱點，我始終沒有能夠解決自己的矛盾，反而放任矛盾發展下去。我不斷地說，我要放棄文學生活（寫作的確帶給我不少的痛苦，像我在《靈魂的呼號》中所說的那樣），可是我反而捏緊筆讓自己越陷越深；我因為“在白紙上寫黑字廉價地浪費了年輕的生命”而感到不幸，而不斷地訴苦，可是我反而日也寫、夜也寫，愈寫愈多，好像一旦放下筆我的生命就會從此完結。我寫完《新生》第二稿後，兩個多月便寫了像《靈魂的呼號》那樣的訴苦文章。《新生》的第二稿裡當然也有我自己的那些矛盾。不過倘使我的記憶力不算太壞，那麼《新生》第二稿中陰鬱的調子比第一稿中的淡了些；第二稿的字數也稍微多了些，大約增加了萬把字罷：全書一共三篇，第一篇加了些，第二篇減了些，第三篇只有一句話，還是從《約翰福音》中引來的，為此不增也不減；至於增減了些什麼，我當時就記不清楚，現在更說不上來了。

我再仔細一想，第二篇中減少的可能是李冷在禾山牢房裡回憶往事的片段，這不是我有意刪去的。我記得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說過，《新生》的第二篇是根據一個朋友的日記寫成的，這是真話。我寫第二稿的時候，那本獄中日記還在我的手邊，可是後來卻找不到了。我不知它是在我幾次遷居中遺失了，還是朋友把它拿了回去，因為那位朋友並不曾遭槍決，他讓熟人花了點錢保釋出來了。我把朋友的經歷借給李冷，但是我還得把一、二兩篇連線起來，把人物的性格統一起來，因此我雖借用了一些事實，卻無法借用文字，我還得加上李冷自己的東西，回憶往事的片斷便是這樣地加上去的。

這種地方可多可少，我第一次從容地執筆，構思的工夫較多，便寫得長些，第二次我一口氣寫下去，當然容易跳過一些不重要的細節。但是當時如果沒有朋友的日記，我絕不可能想到資本家勾結軍閥所幹的殺害工人的勾當和在禾山進行的事情。這些事實在第二稿中也不會有多大的改變。連王炳這個人也是原來有的，我不過改變了他的姓名和結局。他既不曾越獄逃走，更沒有中彈身亡。原來的日記裡也有那個同情“犯人”的北方看守。“用駁殼槍打死三個，得賞十元”的話也是從日記裡抄下來的。我增加的只是他奉命槍斃李冷的事情。我增加的還有李冷就義前那個“把個體的生命聯絡在群體的生命上……在人類的向上繁榮中找到個人的新生”的信念。這個信念不僅是李冷的，它也是我的。儘管我的作品裡有多少“陰鬱性”，儘管我常常沉溺在個人的感情裡，儘管我有時感覺到“孤寂”和“空虛”，甚至發出“靈魂的呼號”，可是我始終不曾失去這個信念。因此我才沒有讓“絕望”和“悲觀”壓倒，我才相當健康地（我指的是身體，不是思想）活到現在。我在充滿矛盾的痛苦生活中不斷地叫嚷：“我不怕，我有信仰。”我憑藉的便是這個。

我兩次寫了李冷的“新生”，我自己在感情上也得到一些鼓舞。但是我既不曾走到“滅亡”的邊緣，也沒有得到“新生”的光明。所以我一直在無數的矛盾中間苦苦地掙扎。《新生》以後的許多作品都是在這樣的掙扎中寫成的。例如一九三三年寫成的《萌芽》（後來改名為《雪》），這個中篇也暴露了我的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我在寫作的時候，宣洩了自己的感情，我當時的確有鮮明的愛憎：一方面是作威作福、荒淫無恥，另一方面是辛勤勞動、受辱受苦。我當初寫了兩個不同的“結尾”——一個是：工人的起義勝利了，曹科員夫婦搭火車離開了大煤山，男的說：“我不能等著看他們滅亡……所以我走了……”；另一個是：工人的起義給鎮壓了，曹科員夫婦離開了大煤山，在車上男的說：“倘使趙科員能夠活起來……他又會責備我逃避現實了。他真倔強，臨死……還說種子已經落在地下……。”在兩個“結尾”中，女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