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我的環境改變了，我的心境也改變了。寫第一稿的時候，我住在閘北寶山路寶光裡；寫第二稿的時候，我已經搬進當時的“法租界”，住在環龍路花園別墅我舅父家的二樓，腦子裡還裝了不少日本軍人的暴行。第一次，我是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寫下去，我好像在挖自己的心、擠自己的血一樣。有些時候我彷彿在寫自己的日記，雖然更多的時候我是在設身處地替李冷寫他的見聞。我說過《新生》第一稿在商務印書館的大火中全部焚燬。可是仍然有兩三節給保留了下來。那兩三節是在全稿完成以前由我摘出來作為隨筆或者作者的日記在刊物上發表了的。那是我在北四川路和顧家宅公園裡的見聞。在李冷的日記裡的確有我自己的東西。他常常叫嚷：“孤寂，矛盾”，那是我自己的痛苦的呼聲。我在那個時候寫的《復仇·序》中第一句便是：“每夜每夜我的心痛著。”（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新生》裡面，李冷在四月十五日的日記中說：“我快要被自己毒害到不能挽救的地步了。”在十九日他又寫道：“我真的被個人主義毒害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了。”文珠也批評過李冷的“空虛的個人主義”。我並不是李冷那樣的個人主義者，但是我常常像他那樣感到“孤寂”和“空虛”，因為我正像他那樣有很多的矛盾。其實他的“否定一切”和“個人主義”也是假的。他在外表上好像很倔強，可是心裡空得很。除了渺茫的理想外，他還有一種對什麼都不相信的“懷疑”。這種懷疑可能影響他的行動。不過我想這樣說，要不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架子支援著他，他早就跟著妹妹李靜淑和愛人（未婚妻）周文珠走新的路了。我也見過有人一直頑強到底，逐漸走上毀滅的路，當然不僅是由於“懷疑”和“空架子”，同時也因為替自己考慮太多。我們那一代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青年都或多或少地跟個人主義有關係。我當然也不是例外。

我向往革命，而不能拋棄個人主義；我盼望變革早日到來，而自己又不去參加變革；我追求光明，卻又常常沉溺在因懷念黑暗裡冤死的熟人而感到的痛苦中；我大聲嚷著要前進，過去的陰影卻死死地把我拖篆…其它種種自己克服不了的內心的鬥爭、思想與行為的衝突、理智與感情的衝突等等，我也不想在這裡提說了。我只想提一下，那幾年中間我不但深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我還沉溺在骨肉的感情裡面，個人的悲歡離合常常攪亂了我的心。我前不久在舊書中找到了兩頁殘信，那是我從前寄給我大哥、在他死後又回到我手裡來的舊信的極小部分。我記得在一九三二年整理《海行雜記》的時候我把那些舊信全撕毀了，不知道怎樣卻留下了這兩頁。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我剛到巴黎不久寄出的信上有這樣的話：……我永遠是冷冷清清，永遠是孤獨，這熱鬧的繁華世界好像與我沒有絲毫的關係。……大哥。我永遠這樣地叫你。然而這聲音能渡過大的洋、高的山而達到你的耳裡麼？窗外永遠只有那一線的天，房間也永遠只是那樣的大，人生便是這樣寂寞的麼？沒有你在，縱有千萬的人，對於我也是寂寞……我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寫《滅亡》的一些章節的。在一九二九年八月從上海寄出的信上，我又寫了如下的話：這幾年很少哭過的我今天卻流了眼淚了。在暮色蒼茫中我們離了你。一隻小小的木船載著我們四個人向外灘碼頭劃去。藍空中有幾顆明星，涼風吹動我的衣服。前面是萬盞燈光的上海，後面是載著你們的“其平”。我離你愈遠了。這時多年的舊事一齊湧上心頭。……你的流著淚的臉至今還在我的眼前，上碼頭時，分明四個人都上了岸，我卻東張西望，尋找你在哪裡。“大哥，這邊走。”

這句話幾乎要說出口來。自己才陡然明白你不在上海了。

一種從來不曾感到過的淒涼侵襲過來，我覺得在這麼大的上海市，我只是一個孤獨的人。……這幾年來我在表面上似乎變得不像從前那樣的孤僻了，其實在心裡我依然造了一個囚籠鎖住了自己。……我不再抄下去了。今天我還珍惜這份感情，可是我不能不責備自己的偏執、軟弱、感傷、孤僻和近視……我寫《新生》第一稿的時候還沒有能擺脫那種有時突然襲來的孤獨、淒涼的感覺，我甚至還不曾打破那個囚籠。所以我能夠那麼有耐心地描寫李冷的孤寂而痛苦的不正常的心境，我彷彿在受一次審問或者受一次考驗，我又好像在解剖自己，看看自己身上究竟有些什麼東西。總之我絕不是衝鋒陷陣、斬將搴旗的戰士，也不是對症下藥、妙手回春的醫生。

我寫《新生》第二稿的時候，剛從南方旅行回來，發表了《春天裡的秋天》，“孤寂”和“空虛”的感覺已經開始減淡，過去二十八年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