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低聲嘆了一口氣慢慢地說：‘這幾個月就像做了一場夢，可怕的夢。……現在落雪了。’……”調子是同樣地低沉。雖然我是在批評那一對改良主義的年輕夫婦，可是我無意地把他們的思想感情向讀者宣傳了，可能有一些讀者會受到感染。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剛才還說過我是相信未來的光明的。

但是從當時到那未來的光明究竟要走多長的路？而且怎樣才能夠走到？我自己卻茫然了。所以在我的作品中，黑暗給暴露了以後，未來的光明卻被寫成了渺茫的希望，當然不會有昂揚的調子了。在《雪》的“結尾”中只有“種子已經落在地下”這句話。在《砂斗的“結尾”裡我也只寫了“……到將來一切都翻轉過來的時候。那個時候是會到來的……”這樣的希望。在《新生》第二稿之前完成的中篇小說《砂斗的調子更低沉。砂丁們的靜悄悄的慘死和少女的徒然的等待……。小說帶給讀者的，不是哀愁大於希望麼？我說過，我也想過，我要用筆做武器，控告不合理的舊社會，可是在我不少的小說中我都充當了束手無策、搖頭嘆息的旁觀者的腳色。

《砂鬥》是根據一位朋友的談話，加上我自己大膽的想象寫成的。當時我沒有到過雲南的箇舊，也不曾看見一個砂叮我那位朋友在礦上住過一個短時期，他親眼看見砂丁們受到的非人的待遇，他不能夠在那個“人間地獄”裡待下去，後來就跑到上海來了。他對我談了不少，他談的只是砂丁們的生活。故事是我編造的。我的同情，我的憤怒……逼著我拿起筆，替那般“現代的奴隸”喊冤。我沒有實際的生活，甚至連背景也不熟習，因此我只好憑空造出一個“死城”來。小說出版後二十八年，我才到了我從前寫的那個城市和礦山。去年三月在箇舊迎接我的卻是金湖上一片燦爛的陽光和一個欣欣向榮的現代城市。“砂侗已經成了歷史上的名詞，我只能在文化館的”礦工今昔展覽室“裡看到我所描寫的那種生活了。

我在《雪》裡寫的是浙江長興煤礦工人的生活。背景是真實的，人物和故事卻是編造的。我一九三一年初冬同一位朋友坐小火車到過那個礦山，在那裡住了一個星期。朋友在礦局當科長，我作為他的客人在礦山得到不少的方便。我一天到處看看，還跟著一個機工下窯去待了兩個多鐘點。在這個窯裡，一個多月前發生過一次爆炸事件，死了十五個人，要不是靠那位朋友幫忙，我一定下不去了。我並非去找小說材料，我只是想嚐嚐生活的各種味道，體驗體驗生活。過了兩年我答應別人寫一部連載小說，才想到了這個題材。我可以說是充分地利用了兩年前的“生活體驗”，我把知道的全寫進小說裡了。不知道的能避開就避開，沒法避開的只好靠自己編造。我那個朋友早已離開長興，我無法再到礦山去體驗生活，連參觀的機會也得不到，我怎麼能夠寫得更真實呢？我平日同工人接觸的機會極少，那一個星期中間雖然常同礦工們交談，但是談得不深，我又沒有把談話記錄下來，兩年後我要塑造工人的形象，當然連“貌似”也辦不到了。小說最後礦工們的起義，不用說也是出自我的想象。不過當初我在礦山作客的時候，也曾聽見朋友講起兩個月前（？）“土匪”打進礦局的故事。他說是“土匪”，又說裡面有開除了的礦工。

他們大清早衝進了局長（或者叫“經理”）的寢室，當著妻子的面打死了丈夫。我的朋友當時聽到訊息，開啟房門，正要出去，看見有人奔向他的房間，馬上退回關上房門，又拉過方桌將門抵祝外面的人推不開房門，也就走了。所謂的“土匪”在礦山只待了很短的時間，軍隊開到他們就散了，又說是遠走了。我在礦山的時候，人們還暗暗擔心“土匪”會再來。新的局長（或經理）剛剛就職，同事們正為他舉行賀宴，朋友要我參加，我推辭了。小說的那個勝利的“結尾”便是根據上面的真實的故事想出來的。礦局職員口中的“土匪”很可能是起義的工人。

《新生》發表以後，我幾次想寫它的續篇《黎明》，一直沒有動筆。一九四七年《寒夜》出版了，我又想到預告了多年的《黎明》，我打算在那一年內完成它。可是我考慮了好久，仍然不敢寫一個字。我自己的腦子裡還沒有一個比較明確、比較具體的未來社會的輪廓，我怎麼能寫那個時候人們的生活呢？我找了幾本西方人講烏托邦的書，翻看了一下，覺得不對頭，我不想在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寫烏托邦的小說。因此我終於把《黎明》擱了下來。這是十四年前的事。我現在談《新生》，又想到了那個未了的舊債，我的思想活動了，信心也有一些了。我覺得在新社會里試一試過去幹不了的那個工作，也不見得毫無成功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