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為了避免“女主恣亂國家”，他又一次殘酷地將劉弗陵的母親趙婕妤廢黜，囚禁在掖廷，趙婕妤不久即死於獄中。當時，左右侍從不理解漢武帝何以廢殺趙婕妤。問他：“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漢武帝回答說：“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史記·外戚世家》。漢武帝不僅對趙婕妤如此，其他凡是生了子女的嬪妃，他都一律廢黜致死。這說明漢武帝在重用外戚時，已經看到了外戚興盛後又會對皇權構成新的威脅。他晚年對外戚的打擊、殺戮政策正表明了這一點。宮廷政治鬥爭就是這樣殘酷，皇帝為了加強皇權，是不惜採用任何手段的，也是不顧任何親情人倫關係的。

漢武帝立劉弗陵為太子，在臨終前夕，把太子託付給霍去病的弟弟霍光，任命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佐少主。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安排又導致了後來霍氏外戚之亂。西漢後期，外戚史氏、王氏專權便接踵而來。東漢時期，外戚更是驕橫跋扈，專擅朝政，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攘奪皇權的鬧劇。此後一直到唐朝，最高統治者都利用外戚來控制百官，加強皇權。一般來講，外戚政治往往容易釀成外戚專權，成為皇權的異化物，對皇權形成新的威脅。所以宋代以後，皇帝加強了對外戚的控制，外戚政治基本上退出了歷史舞臺。

皇帝除了任用外戚為親臣，控制朝政，加強皇權，還經常任用近侍內臣，控制和監督外朝大臣，這樣就在中央政府的機構中出現了外朝和內朝。秦漢以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發展有一個規律，那就是皇帝為了加強集權專制統治，往往提拔心腹近臣，在自己身邊建立一套秘書班子，用他們去分奪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官的職權，這一套秘書班子就叫內朝。內朝官的權力急劇膨脹，後來就逐漸取代了外朝官。當內朝官成為正式的國家機構以後，皇帝又重用近臣，在內朝建立另一個參謀班子，他們入侍帷幄，內參機密，在朝廷正式機關之外，又建立了一個凌駕於其上的內朝組織。漢代的尚書檯，魏晉六朝時的中書省、門下省就是由內朝官發展而來的。

內、外朝的設立也始於漢武帝。漢武帝一方面重用外戚，控制朝政；另一方面削奪丞相的職權，從而導致了宰相制度的變化。漢武帝以前，實行丞相制，只有丞相才是宰相，而專任丞相的人全是列侯。這些列侯都是軍功大臣及其後裔，在朝廷位高勢尊，權力很大。漢武帝為了削弱相權，首先，不再任用列侯為丞相，而是任用出身低微的人為丞相，然後再封為列侯。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漢武帝任用公孫弘為丞相，封為平津侯。公孫弘出身低微，曾牧過豬，擔任過小吏。後來上書朝廷，得到漢武帝重用。由於公孫弘出身貧賤，因此對皇帝的拔擢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對皇上畢恭畢敬，不僅處處按漢武帝的意志辦事，而且還用儒家思想對漢武帝的一切措施進行文飾。其次，漢武帝改變了過去對丞相禮貌甚躬的態度。 公孫弘到內廷去見漢武帝時，漢武帝有時連帽子也不戴。此後，漢武帝對丞相稍不滿意，便當面斥責、免官或處死。再次，漢武帝經常更換丞相。他在位時共有10位丞相，其中就有5人因罪自殺，或下獄腰斬。這種情況在漢武帝以前從未發生過。這說明在漢武帝時期，丞相的地位已經大大地降低了。

漢武帝在貶損丞相的同時，又提高御史大夫的地位，與丞相平起平坐，以分奪丞相之權。到後來，丞相改名為司徒，御史大夫改為司空，太尉改為司馬，統稱為三公，三公都是宰相。這樣，就把西漢前期以丞相為宰相的制度改為以三公為宰相的制度。相權一分為三，相互制約，互不統屬，只向皇帝負責，這樣宰相的權力就被大大地削弱了。

設立內朝，利用內朝與外朝對峙，並分奪外朝權力，這是漢武帝削弱相權的又一重要的權術。他常常從民間拔擢地位低微的儒學之士作為侍從。漢武帝常常同他們商量朝中大事，徵詢他們的意見。他們來自民間，瞭解民情，對社會的弊端也比較瞭解；同時，他們學識淵博，思想開明，積極進取，支援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改革。因此漢武帝對這一批人非常信任，讓他們預聞政事，託為心腹之臣，成為漢武帝改革的智囊團。但是他們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員，也沒有固定的官職，有時天子甚至把他們當做賓客看待。但他們經常代表皇帝在朝廷發表意見，有時他們根據漢武帝的旨意，在朝廷上與大臣辯論，詰責朝臣，駁得朝廷大臣啞口無言。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與朝廷正式職官系統不同的內朝官系統。這一內朝官系統，當時稱為“加官”，有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