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正制，唐代以後盛行科舉制。漢代的鄉舉裡選，主要是由地方官保舉本地計程車人到中央，經考察後授予一定的官職，選舉的科目有賢良方正、孝廉、闢除等。其中孝廉是最重要的選舉制度。被推選為孝廉的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一曰德行高妙，志潔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通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後漢書·百官志一》注。）符合這些標準的人就稱為秀才或茂才。當時計程車子為了透過孝廉這一途徑進入仕途，矯偽飾行，沽名釣譽，請託權貴，以獲取孝廉的美名。有一個叫許武的人，被推舉為孝廉。他考慮到兩個弟弟還未顯名，為了使他們出名，同他們商議後，便召來全宗族的人，把家產分為三份，他自己的那一份皆是肥田廣宅，兩個弟弟所得家產既少又差。但兩個弟弟一點都不與兄長爭執，宗族和鄉里的人都稱讚兩個弟弟的謙讓而責備兄長的貪鄙，結果兩個弟弟被推舉為孝廉。事後，許武又召集宗族的人，向他們說明真相，並說，我現在的產業比分家時增加了三倍，現將所有的財產全部分與兩個弟弟。於是許武的名聲大振，後被調至中央任長樂少府。陳蕃任安樂太守時，郡內有一個名叫趙宣的人，父親去世，他把父親埋葬以後，自己住在墓道中，服喪二十多年，名聲震動州郡。地方官把他推薦給陳蕃。陳蕃與他相見，問及妻子兒女，結果他的五個兒子都是在服喪期間出生的。陳蕃大怒，遂致其罪。東漢的學者王符揭露當時選舉的弊端時指出：“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黠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名實不相符，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財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潛夫論·考績》。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首民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葛洪：《抱朴子·外篇·審舉》。可見當時選舉制度的腐朽和虛偽。

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是門閥士族壟斷政權的工具。選舉權操縱在地方豪強之手，“愛惡隨心，榮辱在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公無考校之實，私無告訴之意”《晉書·劉毅傳》……由於這種選舉制度嚴重地阻礙了廣大民眾進入政權的道路，所以在隋以後，隨著門閥士族制度的崩潰，九品中正制也隨之被廢除，而代之以科舉制。

科舉制雖然興起於隋朝，但其興盛時期乃在唐朝。科舉制為唐朝的官僚機構輸送了許多各方面的人才，較之鄉舉裡選和九品中正制，具有很大的優越性。但是，在唐代的科舉考試中，由於沒有采取“糊名”制度，也為一些考生走後門、行賄開啟了方便之門，因而出現了“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容齋四筆》卷五《韓文公薦士》……也就是說，每科的取士，往往在正式考試之前，連錄取的名次都預定好了，而考試本身有時只是徒具形式而已。《玉泉子》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蘇州人翁彥樞赴長安參加科舉考試。當時他有一位同鄉僧人經常出入於禮部侍郎裴坦門下，裴侍郎因其年老，對他很是優待，任他在府中自由來往。這一年，裴坦主持進士考試，他的兩個兒子裴勳、裴質整天私自在家中商量應該錄取誰。由於僧人經常出入，來後總是手持佛珠，閉目誦經，不問世事，兩人也不戒備。因此僧人對他們商量的結果很清楚。有一天，翁彥樞來拜訪僧人，僧人問他希望考中第幾名，翁彥樞只道是僧人和自己開玩笑，就漫不經心地說，考中第八名就夠了。隨後僧人就來到裴侍郎家，裴勳、裴質正在那裡商量錄取進士的事。僧人故作生氣的樣子，指責他們說：是裴侍郎主持考試呢，還是你們二人主持考試？現在全由你們二人決定錄取，裴侍郎難道是木偶人嗎？再說你們準備錄取的，都是權豪人家的子弟，沒有一個平民士子，這怎麼行呢！僧人說著，就把他們二人平時私下商量的錄取名單一一說出。二人大驚，想用金錢堵住僧人的嘴。僧人說：我老了，要金錢幹什麼？只是我的同鄉翁彥樞，這次一定要進士及第。二人想把翁彥樞列入丙科，僧人說非第八名不可。二人不得已，只好答應了。這年，翁彥樞果然中了第八名進士。

為了獲得主考官的重視，唐代的舉子往往在考試前一年的秋天，把自己最得意的詩文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帶到京師，呈送給當時在政治上和社會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考官推薦。這在當時稱為“行卷”。唐朝的行卷之風非常盛行。據記載，王維20歲時赴長安參加進士考試，為了考中狀元，他拿著自己的行卷投在唐玄宗的弟弟岐王的門下。哪知另一個文人張九皋先他之前已投在太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