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臺灣。

他失去了中國。雖然他後來在臺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無法彌補他在大陸失敗的災難性屈辱。

成年後的蔣介石愛寫日記。這個在公開場合自負而頑固的人，在他的日記中常常深刻地批評自己。每天，他與夫人一起雙膝長跪，祈禱上帝保佑。

1975年3月29日，他的遺願表達了他至死不泯的夢想：

“吾之同仁及同鄉、正值國家漸漸強大之際，汝勿因本人之故去而忘卻國家之悲哀與希望。吾之天靈將永遠與吾之同仁及同鄉一起實現三民主義、光復大陸、恢復吾之民族文化。”

他還以謙虛和自傲相混雜的口吻說道：“餘自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那穌基督及總理信徒自居”。

蔣介石死了，他那不可思議的夢想也被帶進了墳墓。

第二章　革命時機已經成熟

“革命時機已經成熟”，這句話是傑出的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在60年代用來描繪非洲革命形勢時的名言。

在本世紀初的中國，正是革命者鼓動革命的好時機。孫逸仙博士是這場革命的先驅，他因此而名垂千古。後來，有兩個年輕人對他的政治遺產發生了分歧，他們是蔣介石和毛澤東。

“革命時機已經成熟”，這句話是傑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在60年代用來描繪非洲革命形勢時的名言。

在本世紀初的中國，情況更是如此，清王朝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帝國的秩序動盪不安，這正是革命者鼓動革命的好時機。

孫逸仙博士是這場革命的先驅，他因此而名垂千古。後來，有兩個年輕人對他的政治遺產發生了分歧，他們就是蔣介石和毛澤東。

幾個世紀來，中華帝國體制穩定，國泰民安，但到清朝統治時期國勢開始衰落。其中一個原因是人口爆炸。1778年統計時，全國人口已達到242，956，613人。人口增加了，但並沒有新的土地開發出來。清廷更擔憂禍從國外起，於是限制向海外移民。中國人滯留國內，人口不斷增加。

本來工業革命能夠解決人口問題，但中國沒有產生工業革命。更為嚴重的是，洋人帶來的貿易和工業品已深入內地，破壞了農民們賴以生存的傳統手工業。中國人毫無出路，因為工業化國家透過關稅壁壘來限制中國手工業品的出口。

接著，洋人進來了，在我們這個交通發達，通訊便利的時代，要理解洋人來到中國後對中國人及其統治者形成的變化與心理衝擊，並非易事。與其他文明不同，中國在封閉中發展了自己的文明。沙漠、高山與大海把中國與外部世界隔離起來。

中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是“世界的中心”，比境外的“夷人”以及漢族周邊的“南蠻”、“北胡”都要先進。在這種情形下，國家主權平等的國際關係概念，在中國是無法被理解的。

中國皇帝認為接受“夷人”來朝是屈尊大駕，和“夷人”沒有進一步交往的必要。

中國還有獨特的表意文字——漢字。漢字複雜難懂，必然導致大量文盲。能夠掌握漢字的人就有升官發財的機會，而那些家境貧寒、智商低下的人則被排除在外。然而，有發展前途的孩子即使家貧，如果得到地方慈善機構或富人的資助，也有受教育的機會，中科舉，取功名，從而走上仕途。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社會並沒有森嚴的等級界限。

但是，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民主概念對中國人來講是非常陌生的。中國社會有過森嚴的等級制度，最高等級享有至上的尊嚴。中國俗語“天無二日”意思是說，皇帝的權威是至高無上的，中國是天下唯一的大國。在皇帝獨裁之下，違抗皇帝命令是十分危險的，簡直與背叛無異。

中國社會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法制不如其他國家發達，雖然有刑典制裁犯罪分子，但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民主法典。

中國人對宗教的態度也不同一般，上帝的啟示在他們的人生中沒有作用，他們顯得寬容大度。

中國人崇尚迷信，信仰佛教或道教。

西方人認為儒教是一種宗教，其實這是誤解，事實上，儒教是一種倫理道德的模式，是中國的國教。不斷的動盪，改朝換代，都需要儒教來確保社會的穩定。

然而，長期的穩定也有副作用，它帶來社會的僵化與停滯不前。

幾千年來，中國人民建立了舉世無雙的偉大文明，他們的聰明才智與發明創造都在世界的前列。中國的農業技術領先於歐洲。皇帝大興土木，把洪水氾濫的黃河流域及其他江河流域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