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親隨的列傳裡，這樣的好言語，居然沒有絲毫的影響，省略得一片乾淨，實在令人不解。或許馬遷大哥的意思是，大凡讀這段史，總不能不去讀《項羽本紀》，讀了自然其他可以從略。這道理固然沒什麼錯，只是斷絕了從心所欲亂翻書的機會，假如有人正巧只讀了樊親隨，之後便沒了興致，或者就不待見那楚霸王，偏不去讀本紀，豈不使精彩錯身而過，令樊親隨的形象，憑空削去一截血肉？

誠然，鴻門宴會，被後人以為破綻多多，不足為信史，甚至有人寫楚漢相爭，隻字不提本事，據說是因為窺破該事好奇誇大，彷彿文學。不過，歷史從來就是人寫的，在歷史的外殼上套上文學，或者相反，都未必不是歷史的一種寫法。沒有破綻的，未必就是本來的歷史；有破綻的，或許正是歷史的本身。新歷史主義者就認為，歷史與文學，沒有根本的區別，只在誰寫，怎麼寫。還有人說，歷史的一項功用，乃在於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萬事萬物能夠不可思議到何種程度（＇美＇史景遷《皇帝與秀才：皇權遊戲中的文人悲劇》）。我想，這種能夠不可思議到的程度，文學亦未必足以表現得清楚呢。所以有前賢說，藝術其實比歷史更真實。

當然，有了《項羽本紀》裡精彩到被人懷疑為非史，並不等於說在樊親隨的列傳裡就沒有破綻。哦，此處所謂的破綻，倒不是信史與否的原則，而是相關事實的遺漏，這遺漏的嚴重，又遠甚於鴻門精彩裡憑空削去的那些骨肉。

正在鴻門宴會之前，沛公劉三兒引兵至咸陽，秦王子嬰出降，沛公進了秦宮，見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不可勝數，肚皮裡貪財好色的本能立刻活躍起來，便打算逗留下來，細細作用，從容享受。

按說富貴就是要享受，只是這享受有時辰火候的拿捏不同，因此導致究竟是大王還是皇帝的差異。於是有明眼人出來勸諫，終於使劉三兒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封存了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之後召集父老豪傑，約法三章，令百姓歡喜愛戴，惟恐他不做自己的父母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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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屠之闕如（3）

該說重寶財物美人滿前，能夠不顧而去，顯示了刀槍不入百毒不侵的金剛精神，的確是定力十足的表現，劉三兒不愧漢高祖；不過這定力，終究是謀臣的規勸謀劃之下，方才煥發出來的，所以那明眼人的勸諫，果然是大是大非的判斷，一如後人的評價：基帝王之業，息奸雄之心者，獨藉此耳。

如此的豐功偉績，該明眼人自然當是謀臣之流——也的確有，譬如留侯張良——但又不僅是謀臣，也還有赳赳武夫如樊親隨者。

留侯的說辭正在他的世家裡：

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原來樊親隨的勸諫，乃在留侯之前，但在世家裡，只有簡單的一句：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而在沛公自己的本紀裡，也只有“樊噲、張良諫”含混的一個帶過。本紀裡含混，姑且可以理解是為尊者諱的詳略得當；留侯世家本是留侯做傳主，詳留侯略他人自是當然；可是在樊親隨的列傳裡，本主那被留侯誇獎為“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的忠言，居然隻字未提，甚至此一大事件，連個語在某某的機會都不給，實在令人看不明白。

當然，如果樊親隨的忠言過於逆耳過於毒藥，或許也有刪削不錄的必要。好在後人的集解中，提到的“一本”裡，果然具有這段勸諫，可以擘來校正視聽：

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欲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

揣摩這段話，的確沒有留侯的說辭講究，說了從入秦宮，又說入其後宮；語氣上也稍稍有些咄咄，所謂欲有天下還是欲為富家翁，高下立判，如此詰問，頗有些逼人的鋒芒，自會令長官心裡面先就不爽，後邊的結論也說得不夠祈使，無怪長官不聽。但親隨的身份畢竟不同於職業謀士，史書上說，小樊的太太又是沛公太太的妹子，雖然不確切當時兩人是否已經挑擔連襟，但親切該是自然的，因為不親切便不會成為連襟，成為連襟便不能不親切，二者孰因孰果，都不影響小樊和長官的親和力，於是，正是情愈切則辭愈急，自不必非修辭才能立其誠也。又何況，留侯的所謂助桀為虐，修辭固然是修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