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急切盼望放學後放給自己看。放學回去，我先注射干擾素，然後一躍跳進吊床躺好，把身體調整到最佳觀看角度，接著按一下遙控器的播放鍵—我的小小電影節開始了。這樣，我把前面的注射與後來欣賞一部精彩電影的體驗聯絡起來。最後，注射的副作用開始發作，此時電影帶給我的好心情會有所減弱。儘管如此，作出這樣的安排仍然使注射的痛苦與觀賞電影的愉悅之間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絡，某種程度上抵消了副作用帶來的痛苦，也使我最終把治療過程堅持下來。（在上面的例子裡，我很幸運，因為記憶有誤，有些電影我反覆看了好幾遍。）

這個故事讓我們得出什麼結論？我們大家都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特別是在戶外風和日麗、景色迷人的時候。我們都不喜歡填寫報稅單、核對那些乏味的單據、打掃後院、堅持節食、準備報考研究生，或者像我一樣接受痛苦折磨的治療。當然，如果我們都是理性的，拖沓問題就不難解決。我們會計算長遠目標的價值，又會與眼前的短期享受加以比較，明白我們眼前忍受一點兒痛苦可以換取更多的長遠利益。如果做到這一點，我們就能集中關注與我們利益攸關的事情，工作時就能想到工作完成後我們的滿足感和成就感。我們就能把腰帶一扣一扣地往裡縮，堅持下去可以增進健康，令人身心愉快。我們就能嚴格遵守醫生制訂的醫療方案，希望有一天醫生會說：“你體內的病毒已經完全消失了。”

可悲的是，我們多數人寧可享受即時滿足而放棄長遠目標。①每天的行為表明我們似乎相信，不遠的未來，我們會有更多時間、感覺更好、更有錢、精力更充沛、感覺不到壓力。“未來”的時光似乎無比美妙，生活中所有令人厭煩的事情到那時都能解決，儘管到頭來我們還得費力地清理雜草叢生的院子、繳納報稅滯納金、忍受病痛。我們毫不費力就能認識到人類經常不肯為了長遠目標而作出短期犧牲。

上面說的這些與本書的內容有什麼關係呢？總的來說，密切相關。

按照理性的觀點，我們的一切決策應該符合我們的最大利益（“應該”一詞是關鍵所在）。我們應該辨別面臨的各種選擇並準確計算其價值—不僅是眼前的價值，同時還有長遠的價值—作出符合我們最大利益的選擇。如果遇到互相矛盾的兩難境地，我們應該不帶任何偏見全面判斷形勢，我們應該像選擇不同型號的膝上型電腦那樣客觀地權衡利弊。如果我們生病了，並且有痊癒的願望，就應該嚴格按照醫生的指示去做。如果我們體重超標，就應該認認真真，每天步行幾公里，只吃烤魚和蔬菜，只喝白水。如果我們抽菸，就應該毫不拖延、毫無保留地堅決戒掉。

人們並非想象的那樣理性（3）

如果我們非常理性、非常清醒地做到這些“應該”，那真是再好不過了。不幸的是，我們做不到。否則就不會出現數以百萬計的人辦了健身俱樂部會員卡卻幾乎沒用過，有人不顧自己和別人的生命安全，一邊開車一邊發手機簡訊，還有（你有更好的例子，請補充）……你怎樣解釋這些現象？

行為經濟學正是把這些案例作為研究起點。在行為經濟學中，我們並不把人都假定為感覺靈敏、善於計算的機器。相反，我們觀察人們實際上怎樣去做，這些觀察得出的結論常常是人們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理性。

肯定地說，我們可以從理性經濟學中學到很多，但是它的一些假定—人們總是會作出正確決策，只要事關鉅額的金錢就不大可能出錯，市場本身具有自我糾正的功能—很明顯會招致災難性的後果。眼光敏銳的英國小說家喬治·艾略特19世紀就看到了理性經濟學的問題。她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理性經濟學對於人類經濟問題的奇特解釋，甚至暗示行為經濟學在一個多世紀以後所採取的方法。“現代歸納演繹法征服了一切，由此建立出一種傾向，”她寫道，“它相信一切社會問題都會被經濟學所融合，人們與鄰居的關係可以用代數方程式來解決……這些形形色色的錯誤，與對人類的真正瞭解，對人類的習慣、思想和動機的徹底研究迥隔霄壤，不可同日而語。”

為了弄清楚艾略特到底說的是什麼—她的話無論在當時或現在都同樣適用—我們以開車舉例。交通運輸和金融市場一樣，都是人類製造的制度體系，我們只要睜開眼睛就能看到人類所犯的悲慘、可怕、代價高昂的錯誤（這也符合我們另一種帶有偏見的世界觀，認識自己的錯誤需要費點力氣）。汽車製造商和道路設計者一般都懂得人們在開車時會出現判斷失誤，他們製造汽車、修建道路時會注意到駕駛者和乘客的安全。汽車設計者和技術人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