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即，我國的造假事業就從那瓶喜樂開始蓬勃地發展起來了。

幼兒園有個強制的規定就是“午睡”，厚重的床墊一拉，小木床上一躺我就感覺與世隔絕了。狼外婆很仁道地要求我們用最舒服的姿勢來入睡，但我自以為舒服地把一隻腿抬起來，另一隻腿搭在床沿，卻依然輾轉反側。隱約中聽見狼外婆和女巫的談笑風生，她們織著彩色的毛衣，談論著某個小兔崽子的大款家長，關心著港臺連續劇裡的俊男美女……聽著聽著，我也就睡著了。

那時我認為午睡是件浪費生命的事情，而現在我明白午睡是生命中最奢侈的事情。

幼兒園對於“幸福”的標準就是擁有獨家玩具。彩色的積木能最短時間搭建起最奢華的城堡，卻也能被一個手指所傾覆；雪花叉片能構建出各種小動物的形狀，拆的時候也最費力氣；培樂多彩泥是小兔崽子們身份的象徵，我們用劣質的工具製作出各種美味的糕點，假模假式的搞起了家庭聚餐；極少數的女孩會有芭比娃娃，把身上漂亮的衣服穿了脫脫了穿，掠過娃娃的完美曲線，幻想著那就是長大的自己。

經歷了小班、中班、大班，小學前的最後一堂課我摸著其他小鬼的頭說，你們要聽長輩的話哦！可是，如今的我再也尋不到幼兒園的玩具，再也記不起每個狼外婆勢利的神情，再也提不起興趣用碎花布頭給芭比娃娃做衣服了。

那些我們以為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們念念不忘中被遺忘了。

1993年（1）

從這個年頭開始，我正式邁入了小學生的行列，開始了我漫長而又充滿樂趣的九年制義務教育。

也是從這個年頭開始，我有了兩個家。

1993年9月1號，我正式開始了在五四大街四號院的生活。那本是一座標準的四合院，道路擴建就拆成了不規整的大雜院，我從樓房搬到了一間十二平米的半地下室的房子裡，那間房子也是我爸爸出生的地方。

我有必要來描述一下那間房子的佈局，本來只有六平方米，為了迎接我的到來幾個親戚愣是接出了六平米的空間。屋子的一半空間是被一張三人床所佔據，其實也就是一張雙人床橫過來擺，我的腳剛好杵在衣櫃上，而媽媽爸爸每天睡覺的時候都要再接出兩個椅子的長度，不然腳就會垂在半空。

由於是半地下，屋內的空氣總是很潮溼，牆皮斑駁，會在大家睡覺的時候落在我們的身上，所以爸爸就找來塑膠布，把家裡所有的牆都貼上了透明的塑膠布。潮溼的地縫裡總會爬出一些可怕的生物，蜈蚣、臭大姐、潮蟲，那些在自然課上聞所未聞的生物真實地在我眼前的塑膠布里爬來爬去。爸爸總是用塑膠拖鞋小心翼翼地摁死它們，力氣恰到好處，既要保證一擊斃命，又要保證不會把塑膠布摁破，省得黃｜色黏稠的液體滲出來。每次看見爸爸處死的屍體，我就有種不寒而慄的感覺，總害怕那些昆蟲的親朋好友們會順著它們的蹤跡找上門來尋仇。所以每次爸爸執行完死刑，我就負責善後，拿著珍藏的七龍珠貼畫覆蓋住他們醜陋的遺體，眼不見為淨。

這個小平房缺乏一切娛樂設施，除了一臺老掉牙的海燕牌收音機，連個能自動發聲的東西都沒有。我就在這個沒有電視、沒有電話、沒有錄音機、沒有錄影機的十二平米度過了六年的光陰。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不知道有什麼好看的動畫片，不知道最近流行那個歌星，不知道撥外地電話還要加區號。能夠陪伴我的只有那些昆蟲們的屍體，還有滿櫃子泛黃的圖書。

屋子的外面就是一棵大棗樹，住在小院的第一個夏天，爸爸爬上屋頂，用竹竿撥弄著樹葉，一粒一粒誘人的大青棗就噼裡啪啦地往地下掉，全院的男女老少都眼巴巴地看著爸爸，期待著這免費卻是最新鮮的水果。

我在地上仰望著爸爸，覺得他的形象漸漸模糊掉，而超人的樣子卻在我腦海裡慢慢清晰起來，那些棗就是他發射的一顆顆糖衣炮彈。剛開始只是零星地幾顆，當爸爸開始努力搖動樹枝時，大棗就像流星雨一樣往地下砸，別人都拼命低頭撿的時候，我卻拿紅色的塑膠臉盆遮住腦袋，拒絕著糖衣炮彈的攻擊。

可是從第二年的夏天開始，棗就變得又少又小，偶爾撿到幾顆還要當寶貝似的藏在兜裡。再過了幾年，那棵棗樹根本就不結棗了，爸爸也失去了當超人的機會。

是我家的煙筒給棗樹做了絕育手術，每到冬天，厚重的濃煙就從煙筒裡往棗樹上冒，纏繞著枝條盤旋而上，在空中打了幾個漂亮的蝴蝶結然後慢慢地消散了，帶走了棗樹生兒育女的能力，從此以後那不能孕育生命的樹變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