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一線，胡宗南部退到武功以西。

鑑於我第十八、十九兵團經長途行軍需要休整，第一野戰軍各兵團遵照軍委指示進行休整，為與胡、馬進行決戰做準備。

此時，孤懸於陝北榆林的國民黨軍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部、第二十軍軍部及所屬部隊深感孤城難守。為了爭取駐守榆林的國民黨軍第二十二軍放下武

器，和平解放榆林，中共西北局和西北軍區採取了政治上爭取、軍事上圍困，爭取其起義的方針。一方面，以榆林軍分割槽第三十九團、四十團為骨幹的武裝力量頻繁活躍在榆林城附近，三邊、綏德軍分割槽部隊和武工隊積極配合，圍困榆林。另一方面，中共西北局書記、西北軍區政委習仲勳，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趙壽山，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楊明軒等領導，多次寫信給鄧寶珊和第二十二軍軍長左協中，勸其起義。

國民黨第二十二軍是國民黨非嫡系部隊，駐守榆林長達32年之久。抗日戰爭時期，該軍受民族大義之感召，擁護共產黨的抗戰路線，堅持與共產黨合作，與八路軍駐陝甘寧邊區的軍隊有較好的關係。毛主席、朱總司令等人曾在延安多次接見國民黨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將軍。王震、高崗等曾走榆林做統戰工作，或與其軍官有書函往來，加上我地下黨員的積極工作，該軍部有一定的進步力量。

在解放戰爭初期，該軍受蔣、胡之令，參與內戰，1947年8　月上旬和11月上旬，該軍兩次與我軍在榆林激戰，遭到嚴重打擊，實力大減。　1948　年夏，該軍的八師奉命調守包頭。馬鴻逵也因形勢所迫，將寧夏協防榆林的保安第二縱隊馬寶琳部兩個團，調回寧夏保護其老巢了。因此，到1948年底，駐守在榆林的國民黨部隊僅剩下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部及總部特務營，二十二軍部及軍直特務營、通訊營、輜重營以及八十六師徐之佳部，總兵力不過4000人。所以，第二十二軍軍長左協中沉鬱不安，深為自己和部隊的前途憂慮。

正當人們議論較多，悲觀情緒很重的時候，軍長左協中收到了習仲勳、趙壽山等人的來信，說明大勢所趨，誠懇勸告榆林守軍起義。

共產黨的來信給榆林守軍的主要指揮官帶來了新的希望，他們反省這幾年的狀況，醞釀著投靠共產黨。於是，晉陝綏邊總部參謀長俞方皋、二十二軍軍長左協中、二十二軍參謀長張之因揹著第八十六師師長徐之佳秘密商議起義事宜。

之所以要揹著徐之佳，主要是因為徐之佳是蔣介石的嫡系，是軍統特務在榆林的負責人。徐之佳是浙江人，日本士官學校炮科畢業，還是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風的親戚。湯恩伯任國民黨第十三軍軍長時，徐之佳是湯的參謀處長。1936年，第十三軍駐綏德時，湯將徐塞給高雙成（當時任第八十六師師長）任師參謀長，後任副師長、師長，實際上是給八十六師安下的一個釘子。

所以，左協中等人與共產黨接觸、聯絡，一般極其謹慎，防止被徐之佳抓住把柄。

左協中、俞方皋、張之因等在商議時，張之因說：“現在是起義的時候了，不能再錯過時機。”

左協中也說：“現在要謹慎從事，最好先與鄧總司令彙報一下，看他的意見怎樣。”

隨後，派張之因以彙報防務為名，把共產黨的信送到五原鄧寶珊處，請他決定如何辦理。由於榆林機場飛機直歸西安指揮，只得請徐之佳進行交涉。

機場承允飛送一次，但因汽油不足往返，沒能成行。

1949年1　月，傅作義、鄧寶珊在北平起義。訊息傳到榆林，除少數人驚異外，多數人認為上級起義了，下級哪有不起義之理。幾天後，鄧寶珊給左協中發來電報說：二十二軍起義一事與黨中央談過，要加強保衛，聽候安排。

榆林指揮部接到鄧電報後，左協中、俞方皋、張之因心裡平靜了許多，只有徐之佳表示反對起義。但在開會時，左、俞都沒有表態，

所以其他人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結果沒有做出任何決定。

在二十二軍軍部，對起義還是不起義，意見分歧，莫衷一是。徐之佳出於其反動立場，堅決反對起義，自不待言。就是左、俞之間，也各有所懷，不露真意。左協中堅持不離開榆林，俞方皋想把部隊拉到包頭，再轉往甘肅。而一些頑固派則乘機散佈“起義、投降沒有什麼好下場”等，一時不願起義者佔了上風。

但是客觀形勢的發展，卻在催促榆林守軍迅速做出決定。下面是第二十二軍參謀長張之因的一段回憶，敘述了第二十二軍榆林起義的曲折過程。

此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