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中央並轉告了三野。

5　月24日，張承宗注意到，滿載軍人的卡車隊從南京路由西向東開，但到南京路四川路口卻沒有繼續向外灘方向，而是過蘇州河折向北面，便斷定國民黨軍隊要逃跑。他與中共上海市委委員、滬東區工委書記張棋商量後，決定立刻報告劉長勝，通知上海各級地下黨委；當晚人民保安隊緊急動員，全體出動，按計劃堅守崗位，準備迎接入城部隊。

很快人民保安隊遍佈了上海市區大街小巷，有的給解放軍當嚮導，有的協助解放軍抓俘虜，更多的則是開展護廠、護校、護店活動，力爭把上海完整地保留下來。

英商自來水公司楊樹浦水廠，是舊中國最大的自來水廠。上海開戰前半月，工廠就關起了大鐵門。可是工廠地下黨的同志仍然積極開展護廠工作。

他們給洋人大班發英文信，鼓勵愛國的中國高階技術人員力迎接新中國的建設做出貢獻。地下黨成員、交通大學畢業生顧則南繪出水廠平面圖，摸清了水廠的要害部門及機器裝置，並整理出電動機、水泵、蒸汽機、鍋爐以及沉澱他、快濾池等生產裝置的效能資料，提出以保護電源、鍋爐間、加藥室作為保證自來水生產的關鍵。

駐守造市廠的敵軍撤退時，帶走大批銀圓。大隆機器廠的保安隊員發現後，採取行動將一麻袋一麻袋的銀圓搶回來。

5　月25日，造幣廠橋發生激烈戰鬥，解放軍向附近第一印染廠的人民保

安隊求援，希望能儘快提供200　包沙袋做掩體工爭。金廠工人立即行動，僅用3　個小時，200　包沙袋做成並運到造幣廠橋頭。

在九江路江西路口，有一座基石高厚的三層樓的建築物。半圓形的窗架、淺灰色的牆飾，無處不透露著牛津紳士的氣派。它曾是英租界最高權威——工部局的辦公樓。後來又成了國民黨的上海市政府所在地。5　月27日下午，國民黨最後一任代理市長趙祖康命部下降下樓頂上的白旗，換上一面鮮豔的紅旗。他已經接到陳毅派上海軍管會總務處長熊中節送給他的“條諭”，5　月28日下午2　時，將在這裡舉行接管舊市府儀式。

就這樣，趙祖康在槍炮聲中當了4　天的代理市長，成了一位送舊迎新的戲劇性人物。

趙祖康原是著名的道路與市政工程專家。然而幾十年來，不但無力替中國修築一條像樣的公路，自己也弄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

243　在中學時，趙祖康頗受梁啟超、譚嗣同的思想影響，“五四”時期在南洋大學（今交通大學）參加過進步學生運動。後來去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專門研究道路工程。1931年回國後，抱著“交通救國”、“工程救國”的宏願，四出奔波，不問政治，只想專心修路。從1932年到抗戰前夕，趙祖康倡議和組織了中國交通委員會，訂立了中國最早的26種交通章程。　1939　年他又策劃組織了牌照管理處。從此中國的交通有了統一的規則和制度。趙祖康還組織了公路橋樑標準檢驗委員會，使大幹線上的橋樑由載重3　公噸提高到可透過載重15公噸的普通炮車。

抗戰勝利，趙祖康醉心於“復興建設”。他繪製了“抗戰勝利後10年內完成25。3萬公里新公路”的藍圖。他到處呼籲：“我們要有自己的汽車工廠！”

“我們要有自己的橋樑配製工廠！”“我們要有自己的燃料提煉廠！”“我們要有自己的公路安全設計、公路人員訓練、公路技術研究！”但儘管他聲嘶力竭、儘管他心力交瘁，所有的美麗藍圖都被現實撕碎了。他朦朧地意識到，在政治腐敗的國家，個人的理想是多麼微不足道，多麼渺小！他仿惶，他苦惱，正在這時，經過一位親友介紹，他認識了地下黨的一位“李小姐”，那是1949年2　月4　日的事。從此以後，他常和“李小姐”晤面，並從“李小姐”處拿到一本印有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與《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他把毛澤東的著作小心地包上了《論美軍登陸》的保護色封面，津津有味地關門讀起來。直到這時，他才隱隱約約地見到一條拯救中華民族的光明之路。

南京解放後，工務局的一個副局長悄悄地告訴他，共產黨的電臺廣播說：希望趙祖康、顏惠慶、張元濟……等幾位先生留下來，不要跟國民黨走。聽到這一訊息，趙祖康又喜又懼。這一下，國民黨恐怕不會放過他了。當5　月23日深夜他接到市府打來的電話，叫他趕快去一趟時，他還以為國民黨特務發覺了他與中央地下黨的關係。可是事態的發展出乎他的意料。當他急急忙忙趕到市府大樓見到代理市長陳良時，陳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