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道生詳細地把毛澤東在軍委報告上的批示告訴了肖勁光。

肖勁光聽了後既感動，又受鼓舞：“毛主席是瞭解我的。”

是呵，從二十年代選送他出國留學，到中央蘇區同受“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排擠和打擊；從陝北選他做留守兵團司令到新中國成立後派他籌建海軍，不瞭解他肖勁光，毛澤東能這麼做嗎？

劉道生走了之後，肖勁光拿出筆紙，給毛澤東寫信。

在信中，肖勁光對海軍發生的問題承擔了責任，向毛澤東表示了深刻的檢查。同時，也談了自己對海軍中存在的問題的看法。信的最後寫到：曾經有好幾次打算找主席，但沒有適當的機會，如果主席時間許可的話，我可隨時前來。

信寫好後，肖勁光喚來秘書。讓他從速用專遞送呈毛主席。

不久，肖勁光康復出院，又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海軍工作。

1965年11月。北京。

中共海軍黨委召開了三屆二次全會（以下簡稱“三。二”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肖勁光和李作鵬等人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並引起了一場公開的爭論。

會議之前，李作鵬主持搞了一個材料，即《海軍三年工作基本總結》。

在這個材料中，他們將海軍三年的成績歸結為一句話，即：“充分顯示了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的巨大威力。”在分析存在的問題時，也認為是“突出政治不夠，在‘四個第一’的落實上還有很多薄弱環節。”並羅列出十四個問題。

對此，肖勁光頗有異議。肖勁光主張：“總結檢查1963年以來的工作，必須以實踐為標準，不能因為‘突出政治’而衝擊軍事，妨礙軍事訓練。”

李作鵬也作出強烈反應，指出肖勁光的“態度是懷疑牴觸的，實際上是思想不通”。

“三。二”會議開始討論之後，雙方各執己見。

李作鵬說：肖勁光身上存在嚴重的問題，並列舉了十幾條具體錯誤，如“對海軍工作方向偏的結論不滿”，“對部隊中在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問題上的許多奇談怪論不聞不問。”“對李作鵬、張秀川採取不合作，不支援，排斥打擊態度”等等。

而肖勁光則在小組付論會上反覆闡述他自己的觀點，並坦率地說：“我對李作鵬在工作中的一些意見，是我的工作範圍內的問題。我是司令員，我要對海軍負責。”

尤其在海軍軍以上領導班子調整問題上，雙方弄成僵局。肖勁光主張保持海軍軍以上領導班子的相對穩定，這有利於海軍的建設和發展。李作鵬則主張按政治標準“徹底”地搞，大調動，對老幹部儘可能地外調。並請肖勁光到林彪那裡彙報情況，並以“離開海軍”或“掛名不幹事”相威脅。肖勁光因此而大光其火。

自此以後，海軍中肖勁光、蘇振華、劉道生三人與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等之間的原則性爭論一直沒有間斷過。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是非黑白被完全顛倒過來。

李作鵬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寫了這樣一段話：“海軍內部長期存在著兩種建軍思想、兩條建軍路線的鬥爭，雖經1963年1　月黨委擴大會議和1965年12月‘三。二’會議等多次批判鬥爭，但始終未得解決……問題不能解決，與羅瑞卿的影響干擾有極大的關係。海軍問題不能再拖下去了……一定要放手發動群眾，徹底地揭蓋子，擺問題，不論他是誰，不論他的錯誤有多大，不論是什麼性質，都要徹底查清，明辨是非於是，一場由林彪控制的，由李作鵬策劃的，向肖勁光、蘇振華奪權的陰謀活動，大張旗鼓地展開了。

正當海軍領導班子的這場鬥爭白熱化的時候，一件偶然的事，使事情出現了一些轉機。那是一個八月新秋的上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

肖勁光、蘇振華、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等海軍領導人都上了天安門城樓。

毛澤東見到肖勁光之後，主動走過來，與肖勁光握手，並對李作鵬、王宏坤說：“肖勁光是老同志、蘇振華是好同志，你們整肖勁光、蘇振華做什麼？”

毛澤東還與肖勁光在天安門城樓上合影。李作鵬、王宏坤等人在毛澤東那裡碰了釘子之後，才稍有收斂。

後來，林彪等人又多次向毛澤東告狀，要罷肖勁光的官。毛澤東始終沒讓步。有一次，毛澤東嫌他們說煩了，乾脆講：“海軍司令還是要肖勁光當，肖勁光是終身海軍司令。”

因此，林彪一夥多次想打倒肖勁光，又不敢明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