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我們將從尼泊爾境內的南坡攀登。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諾爾蓋就是走的這條路線。他們是已知最先站在珠穆朗瑪峰之巔的人。

南坡是攀登珠穆朗瑪峰最容易的一條路線，但也不是沒有危險。最艱苦的一段出現在大本營的正上方；即垂直高度為2000英尺的絨布冰川。密密的冰塔林、深深的冰川裂隙使它看起來滿是洞眼。從珠穆朗瑪峰的西肩和東面的魯子峰之間的狹窄通道；絨布冰川緩緩延伸。就像結冰的急流，冰川也在不斷移動，以每天三四英尺的速度向下移動。它在有的地方變形為大冰塔，在另一些地方分裂成豁口。隨著冰的運動和分裂，冰川也在變化著。幾天之內冰川裂隙或變寬或變窄幾英尺，和樓房差不多大小的冰塔林也會毫無徵兆地坍塌。

我們遇見的挑戰似乎不止這些坍塌的冰塔林和沉睡隱蔽的冰川裂隙。雪崩不時從珠穆朗瑪峰的西肩墜落。

準備一條穿過冰川的路線需要兩個星期。在這段看似沒有盡頭的時間裡，我們總是在不可穿越的冰塔中繞來繞去，尋找可跨過裂隙的天然冰橋。那些不能逾越的障礙就得靠搭橋透過，所以我們探險隊從美國帶了75架鋁製的梯子。每架都得搬到冰川地帶架在障礙物之上或之中。每架梯子跨度是8英尺。碰到較寬的障礙時，我們用繩子和鐵鉗把梯子連線在一起。

我們花在冰川上的每一天都像是一場俄羅斯輪盤賭遊戲。我們夜裡兩點起床，跨過冰河，在裝備儲藏處碰面，繫好鐵釘護板，繫緊保護繩，儘可能快地向上爬。同時，冰川也在按自己的邏輯謀劃策略。

登山的原則不言自明：安全第一。不要作出任何衝動的判斷，總是做正確的事情。然而我們都知道，無論身處冰川裡面何地，冰川外幾乎任何地方都要比冰川裡安全一千倍。不用說，這給我們帶來了真正的緊迫感。我們需要儘快將通向頂峰的路線鋪好。

雖然不能完全消除冰川裡的危險，但我們可以制定並堅守戰略，降低風險。其中一個戰略就是把整個團隊分成三個小組，輪流在冰川裡鋪設路線。這減少了任何時候在冰川中的人數。此外，我們選擇在夜間冰仍然凍結的時候向上攀登，一旦太陽昇起，天空放晴，周圍山頂上的冰雪就會受熱融化，此時我們知道一天的工作已經結束。我們趕在冰雪融化導致雪崩前匆匆返回大本營。

我們的神經也處於高度警備狀態。在冰川上，我覺得自己像一頭狩獵季節的小鹿，總是保持緊張、清醒，豎起耳朵，睜大眼睛，對任何遠處的動靜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我要確保任何危險都逃不過自己的眼睛。

每天，在冰川裡築路的隊員都儘可能集體做決策，集體解決問題。雪崩和冰川裂縫，哪一個對我們的威脅更大？一天早晨，我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思考這個問題。當時我們差不多走完了三分之一的冰川，正在珠穆朗瑪峰的西肩下尋覓一條路線。如果我們把路線放在離山更近的地方，就可以避免一長段冰川裂縫。但離山更近同時也意味著離雪崩更近。雪崩隨時有可能會從1500英尺的垂直高度咆哮而下。

我們選了較短的路線。但從第五天開始，領導者之一的唐·古德曼回到大本營時顯得信心不足而又擔心。

“我認為它離西肩太近了，”唐告訴我們，“我想我們得把它移到冰川的中部。”

迄今為止，幾乎我們作出的任何決定都得到了大家的同意。現在唐要整個團隊重新考慮他的決定。雖然我不能確定一年前和我一起登山的那支團隊會作出什麼反應，但我想我還是知道的。遇到這樣的情況，去年的那支探險隊此刻恐怕早已將共同目標拋到九霄雲外了。即使是大家公認的領導者，也更像是個獨奏的演員而不是執行合夥人。

吉姆·弗拉希對自己的領導者角色有著截然不同的解釋。他和唐建立了公開交流，並且鼓勵大家提出問題，而這也正是我們現在實行的模式。雖然唐是惟一一個想改變路線的人，我們卻開了幾個小時的團隊會議討論這一建議。

“改變路線意味著我們兩天的活白乾了。”我說。

“這至少會讓我們的進度倒退一個星期，我們浪費不起時間，”吉姆·弗拉希補充道，“除非迫不得已，否則我不想讓隊員在冰川中冒險工作。”

我們在鋪設路線、固定保護繩於冰川裂縫上架梯子花了這麼多時間、勞動和努力，所以沒人願意支援他的意見，放棄已有的路線重新開始。

最後，唐同意了，“那好吧。雖然我仍然持保留意見，但我會同意團隊的決定，放棄我的想法。”

登山不僅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