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的下端，他們在冰裡打樁，固定了大約八百英尺的繩索。

而山下的我們並不知道他們遭遇了什麼。伊弗林·李斯是來自大梯頓山國家公園艾克桑登山公司的嚮導，她的經驗相當豐富，她建議派人上去瞧瞧。就在我們積極考慮她的建議的時候，宣佈不再擔任領導的斯科特和他的同伴從一號營地用無線電發來了訊息。此時已是黃昏時分。

“我們準備在這裡過夜。”斯科特說。

大多數探險攀登都選擇緩慢上升，就像推土機一樣。隨著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前推進，他們不斷建立儲備和營地，確定路線。但我們不是這樣。我們雖知道該怎麼做，卻並沒有那樣做。我們自由散漫的計劃開始顯現它的缺陷。

這僅是我們在山上呆的第一個星期，但似乎我們已經四分五裂了。我們的組織者們前進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於我們不得不匆忙趕路才能望其項背。這樣做不僅讓人覺得沮喪和疑惑，也使隊員變得越來越自私。斯科特和韋斯為全隊樹立了犧牲團體利益追求個人目標的榜樣。很快，其他隊員也開始作出對探險不利的選擇。

追求個性開始在探險隊裡風行，團隊禮讓也隨之消失。一天，當我正在前進營地裡休息的時候，大本營經理鮑勃·麥康奈爾在用餐帳篷裡走近我，問我是否願意搬運一些食物到一號營地去。

“不行。”我連頭都沒抬就這麼回答道。鮑勃知道我的怨恨是從何而來。

就在一週以前，我曾爬到一號營地。我本希望在那裡發現可以向山上搬運的食物和裝備，但是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個空空如也的帳篷。出於憤怒，我用步話機呼叫鮑勃。

“裝備在哪？”我大喊。

“什麼裝備？”鮑勃疑惑的聲音在無線電波里發出噼啪聲。

“你認為已經搬運到這裡、可以繼續向上搬的物資。”

“你現在需要什麼？”鮑勃耐心地問。

“鮑勃，我們需要物資，繼續搬運的物資。”

“那麼究竟是些什麼呢？繩子？燃料？食物？我們都已經搬到下面了。準確告訴我你需要什麼。”

“所有物資！”我咆哮著，“我們已準備搬運，但是我們得有可以搬上山的物資！”

不論每個隊員對自己所做的如何擅長，他們必須明確告訴相互依賴的同伴自己的明確期望。因為鮑勃不知道自己必須準備好物品，所以我沒法完成搬運的任務。這樣既浪費了時間，又沒有有效利用體力，為此我們需要付出雙倍的努力。沒有人知道計劃，原因非常簡單：我們本來就沒有計劃。由於沒有明確的角色和期望，不再有人做事。工作本來應該使得我們團結為一個集體，現在卻反倒弄得我們分崩離析。

在宣佈他不再是領導之時，斯科特創造了一個領導真空。由於團隊缺乏強有力的指導，我們彼此失去了信心、信任和尊重。我們很少覺得有義務作貢獻、幫助他人。最容易做的事莫過於關注自己的程序，按個人利益、不顧共同日程行動。西雅圖的理想主義在喜馬拉雅山的磨鍊下支離破碎，而強大的珠穆朗瑪峰還沒開始考驗我們呢。

過了幾個星期，氣氛越來越緊張。每天我都和不同的人一起登山，我算計著他們的速度和技術，他們也這樣算計著我。在山上，以前的聲譽不再有任何意義。我們都密切關注著每個人在這種狀況下，在這次攀登中的所作所為。我們對別人的評估也不再寬容，任何弱點若被覺察將會招致公開的嘲諷。向上攀登或呆在營地成為我們新的座右銘。

來自猶他州交通局的雪崩預測員裡克·懷亞特既是一名經驗豐富的登山向導，也是一個強壯的登山者。但當我們在北峰越爬越高的時候，腹瀉使他精疲力盡。一天早晨，當我們從一號營地向二號營地攀登時，裡克只能邁著緩慢的步伐。在某一點上，他用了半個多鐘頭才一英寸一英寸地爬完了一個長度為40英尺的易碎岩石和寒冰地帶。在等他時，我們揮舞著胳膊、活動著腿使血液在這個寒冷的黎明前時分能夠迴圈。剛從華盛頓醫學院畢業的米米顯得十分生氣。

“他怎麼了？”她生氣地看了裡克一眼，“我都凍僵了。如果他這裡爬不上來，就應該在下面老實待著。”

在二號營地建成前，我們第一次真正的衝突出現了。去營地的路線已經完成了，我們甚至還搭建了一個臨時的儲物帳篷。但我們沒有挖過夜的雪洞。我們的想法是，在過夜前最好先準備一些儲備，以防耗盡時不能得到及時的補充。

一週來，我們都按這樣的安排行事，直到有一天麥克和米米趕往二號營地。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