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組織者愛德溫·伯恩博，將在崎嶇的地形中行走大約八十英里，最後的終點是高達18000英尺的山頂。

第一天上午，我們從魯卡拉出發，穿過鄉村的房子、梯田和峽谷兩岸。下午晚些時候，我們到達了第一個營地，在一個深深的峽谷中，附近是咆哮的河流，頭頂是冰雪覆蓋的山峰。那天晚上，我們將飾有這次徒步旅行標誌的襯衫送給了25個夏爾巴人，他們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將充當我們旅程的嚮導和趕犛牛的人。這一行為不僅具有象徵性意義，它還意味著嚮導、MBA、趕犛牛的人、首席財務長官和教授們都是一個單一團隊的成員了。現在，我們遠征的成功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共同合作的程度，以及如何將個人需求服從於集體需求。那天晚上，我們討論了在前面的行程中，團隊的領導者在作出最終影響到每一個人的決策時不能讓他們個人的利益矇蔽了自己的判斷這一點的特殊重要性。

幾天後，我們在這次旅途的路上曾經碰到的一個美國徒步旅行者在黃昏時分走進了我們的營地。當時，我們已經在14150英尺的海拔紮營了，這遠遠高於樹帶界線和我們在這次行程中海拔最高的露營地以上。這位不速之客說她的兄弟出現了典型的高山反應症狀：噁心、頭暈以及步態不穩。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治療的話，情況會變得很糟，但是惟一的治療方式是將他送到海拔相對較低的地方去——然而夜幕正在降臨，下一次山需要長達數小時的時間。

一天的攀登已經讓我精疲力竭了，我當時最不適合做的就是在夜晚走長長的山路下山。身體的直覺告訴我最好將這個問題交給別人去做，因為第二天我還要進行漫長的高海拔徒步行走，我迫切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但是我又提醒自己我們在路上一直在辯論的一個例子——投資銀行家麥考依因為一心想登頂而置印度聖人性命於不顧。他在給予了最簡短的幫助之後繼續自己的旅程，致使那位印度聖人處於更加危險的境地。想到這裡，我決定，如果那位旅行者的健康狀況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內繼續惡化的話，我就帶著他艱難地下山。儘管這樣做將使我個人遭受許多痛苦，但是我必須這麼做，更何況後來知道他是一位同事的兒子。

幸運的是，我們的隊醫是一名急救藥品方面的專家，她準備了整整一匹犛牛背的藥品。她對他進行了救治，並且每隔一小時就觀察一次，看看他的症狀有沒有惡化。他熬過了這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就可以自己下山了。幾天後，我們在海拔11300英尺的一個氧氣更充足的村莊裡見到了完全康復的他。這次事件雖然是皆大歡喜地解決了，但是它更加堅定了我的決心，無論何時何地，絕不能將個人利益凌駕於他人利益之上。

此次徒步旅行，我們輪流擔任隊長，因此每個人都對履行團隊的困難有了更深的瞭解。每天擔任隊長的人在下午晚些時候到達帳篷的時候早已精疲力竭，飢腸轆轆，有時候凍得瑟瑟發抖，甚至還有高山反應。然而，職責要求他們不管自己有多飢餓疲憊，甚至脾氣有多壞，都要在考慮自己的需求之前，先保證其他人都安全到達，並且迅速恢復體力。隊長是最早醒來，最晚吃飯的人，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一個無比抽象的決策原則帶給他們的經常是疲憊不堪。

幾天後，當我們到達當地佛教精神領袖的家園登博澤寺時，這一原則再一次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得到了強化。我們有幸得到了高僧轉世喇嘛的親自接見，在翻譯的幫助下，我們與他討論了佛教中有關領導力的闡釋。他說，只有透過服務別人才能建立起精神上的領導力。當領導者真正將個人利益置於他人利益之下的時候，他們的權威就變得不可挑戰了。在與高僧的交流快要結束的時候，有人問他，如果他的權威受到挑戰，他會如何回應。然而翻譯拒絕翻譯這個問題，因為他堅信受人尊重的喇嘛過的是大公無私的生活。

登山者和管理者經常受到個人登頂的誘惑。他們可能任由“自我”矇蔽其思維或者為自私的決策尋找藉口。然而，一個組織的力量取決於領導者能不能拋棄個人利益而選擇對團隊最有利的決策。因此，超越一切的組織目標應體現在領導者的每一次、每一個決策中。

自信，但不盲目

正確的標準、正確的資料以及正確的利益關係能幫助決策更加自然，但是這裡仍然存在著心理上的挑戰。如果缺乏自信，自我懷疑可能會拖延必要的行動。然而，盲目自信也會導致分析不足，同樣會帶來錯誤的結果。艾爾伯特·愛因斯坦談到物理學挑戰的時候，他說到了關鍵的一點：“事情應該儘可能簡單，但是再簡單就過頭了。”勇敢，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