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羅門的文化一直強調的是最大限度地承擔財務風險，下儘可能大的賭注，這種激進的態度確實幫助它成為當代華爾街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公司之一。然而這種思維方式同樣也鼓勵保羅·莫勒越過了底線，而且高層管理者對此聽之任之。最終，約翰·麥瑞外澤和執行長根佛蘭德因為沒有及時報告這次瀆職行為而名譽掃地，在被媒體曝光後幾天內被迫離職。

這時，一位傳奇般的人物沃倫·巴菲特——他也是公司的董事——站了出來。巴菲特將個人的謙恭和管理者的堅毅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迫使整個管理團隊離職，重塑了公司的文化。他告訴所有官員，“你們應該出於員工利益，將僱員任何違法或不合乎道德的行為立刻直接向我報告。”他提供了家裡的電話號碼，並補充說，違規停車罰單是少數無須向他報告的違法行為之一。

雖然所羅門因為前一屆管理層的驕傲自大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客戶離它而去，股價下滑，高達2。9億美元的罰金——但是公司在一個新的強調深思熟慮的決策而不是魯莽冒險的管理團隊的領導下倖存了下來，並且不斷枝繁葉茂。一家由於盲目自信一度在1991年差點破產的公司在1997年的時候恢復了自信，以90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花旗銀行。

在登山中，如何在自信和盲目自信之間找準平衡點同等重要。如果沒有什麼闖勁的話，你將永遠不會到達你的高點；闖勁太大的話，你將冒著失去一切的風險。2002年，我協同帶隊攀登干城章嘉峰，這是世界第三高峰，橫跨尼泊爾和印度邊界。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個研究激勵性樂觀主義和毀滅性盲目樂觀主義之間微妙關係的完美地點。我們需要前者幫助我們到達最終目的地：一個海拔17000英尺的山口，在那兒能夠看到干城章嘉山從未被攀登過的南坡。但是如何區分足夠與過多呢？

我們在傾盆大雨中到達了位於13200英尺、一個荒蕪山脊上的宿營地。雨最終變成了暴風雪，與閃電和雷聲交織在一起。我們後來才知道，是孟加拉海灣上空的氣旋造成了本地區歷史上最為嚴重的氣流。一位化工公司的經理林恩·丹特問我們，這樣的氣候對登山是不是典型的事。她以前從來沒有參加過徒步旅行，但還是決定參加本次活動，她認為喜馬拉雅山應該是一個很不錯的起點。

我們吃早餐的帳篷在風中猛烈搖晃，我們知道正面臨一個關鍵選擇，我們的第三天將在風暴中度過。如果希望登上Go…ChaLa，那麼我們今天必須繼續攀登。然而在暴風雪中上行將面臨著巨大的危險：我們前面陡峭的、佈滿大石的山路覆蓋了1英尺甚至更厚的新下的積雪，如果暴風雪不能很快減弱的話，即使能夠到達峰頂，也不能保證可以從喜馬拉雅山脈及時撤退。

我們對自己繼續向上攀登的能力很有自信，但是不想過高估計安全撤下來的潛力。雖然團隊中有很多成員都急切希望登頂，但是他們對持續暴風雪帶來的風險抱有矛盾的心理。為了傾聽每一個人的意見，我們要求每個成員坦率地發表自己對整個團隊是繼續上行還是撤退的看法。最後一個發言的是一位來自加拿大的MBA學生林賽·帕特里克，他抓住了全隊在危急情況下作出的判斷：“我的直覺告訴我繼續攀登對我們全隊的心智健康是最有利的。我們的團隊表現出了超凡的力量，而且具備繼續前進的力量。”所以我們決定即使天氣惡劣也要繼續前進。

兩天後，我們到達了海拔最高的營地，位於海拔14200英尺、隱藏在通向干城章嘉山海拔28208英尺的峰頂的子山峰中間、一個由冰川形成的湖中營地。晚飯的討論主題是第二天攀登Go…ChaLa的計劃。我們將在凌晨3點起床，攀登一個不需要繩子但需要意志力的山坡。稀薄的空氣和新形成的降雪將給我們帶來困難，我們的對話圍繞著如何到達高山口，或者如果情況發生變化如何明智地撤退。

就在幾天前，我們曾經討論過艾琳·布盧姆帶領一支全部由女性組成的登山隊在攀登被認為是喜馬拉雅山脈最危險的山峰安娜普魯納峰時作出的決策。布盧姆挑選的隊員一個個身手不凡，10名隊員每一個都是世界級的登山家，擁有強烈的登頂決心。1978年10月15日，在經過精疲力竭、徹骨寒冷的攀登之後，布盧姆的兩個隊員終於登上了26504英尺的頂峰。這對整個遠征隊，對於女性們，對於登山這項運動來說，是一個登峰造極的時刻：整個世界都在拭目以待，看布盧姆的遠征隊能否取得和1950年第一個登上安娜普魯納峰的全男子法國登山隊同樣的成就。

然而，一天後，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