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中看。因此，下文我們主要是從中國概念、中國語境和中國文化出發，對“政治”和“治政”的區別及其意義加以研究。 梁啟超先生在1921年的著名演講《辛亥革命之意義》中曾經講道： “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來這份家產，畢竟還在咱們手裡。諸君別要把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請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們平輩的國家，如今都往哪裡去了？現在赫赫有名的國家，都是比我們晚了好幾輩。我們好像長生不老的壽星公，活了幾千年，經過千災萬難，如今還是和小孩子一樣……”⑥ 雖歷80餘載，這一席話仍令人覺得言猶在耳、迴腸蕩氣！因為中國正是世界上文明史（包括政治文明史）既久遠又連貫的罕有之大國！所以，由遠及近，從古到今，一以貫之，一脈相承，不管是對歷史問題的認知，還是對民族精神的省思，既給我們提供了治政研究的絕佳素材，也給我們的政治文明創新準備了最好的比較教案。 （二）治政文明是現代執政文明的靈魂 首先，我們試從字面上解析“治政”與“政治”的不同： 1。從“政治”到“治政”，體現出主體視角的變化； 與“以政治人”不同，“治政”強調的是人的主體性，即“以人治政”，強調要依靠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去治理好政事，而不是被物化的、僵死的“政令”所制。特別是歷史上的政治現象一開始就是圍繞權力紛爭展開的，從根本上說沒有改變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政治模式，“政治”成了少數人用其“政”去“治”多數人的代名詞。提出“治政”正是希望多數人及其治政核心能夠順應民心，擴大參與，發動全社會的力量共同“治”好公民志願之“政”，最終達於社會發展高階階段的自我管理。 2。從“政治”到“治政”，意味著操作程式的變化； 比較政治學的研究通常認為，中西方政治管理的歷史體制差別在於：中國素重清官“人治”，西方講究程式“法制”。而中國“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由於是以“先王之政”為治國之綱，“祖宗之法不可變”，一方面造成因循守舊，受制於陳規陋習，另一方面法律的文字制度迄秦至清基本不變，客觀上形成了依靠官僚自行發揮甚至貪贓枉法的人治慣性，缺乏西方條分縷析、權責明確的現代法律系統。治政，則強調了對“政”的分析、掌握與科學控制，從程式上提供了一種不斷推動“依法治國”的理論前提。 3。從“政治”到“治政”，暗含了制度時效的變化。 中國之所以“兩千年不變”，與各種制度文字的封閉僵死必不可分，也與統治者不能與時俱進直接相關。近代“海禁”帶來的“閉關鎖國”就是典型案例。治政則強調隨著時代的變化來“治理”，而不是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明君先皇”的“金科玉律”和“清政明令”中兜圈打轉。 中國人歷來重視“名正言順”，馬克思也指出“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並僅僅因此也為我自己存在的、現實的意識”，⑦語言往往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的晴雨表。“治政”首先針對中國傳統政治文明的封建殘餘而來，是要從詞根上、意識上對那些造成近現代落後局面的政治積弊進行校正。這並非妄自菲薄，而是辨證揚棄、繼承創新的第一步。&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三、現代執政文明奠基於治政和行政的統一（3）

接下來，我們再從內涵中分析“治政”與“政治”的差異： 1。“政治”是寬泛概念，“治政”是精確概念； 政治是權力行為和權力關係的總和，是個泛化概念或說“元概念”。當我們需要對政治進行具體研究時，往往需要補加各種限定性、說明性、修飾性字詞，比如說政治家、政治經濟學、政治體制、政治改革等。而治政則是精確概念，專指在大的政治範疇中的執政黨的政治行為和政治關係的總和。 2。“政治”是模糊概念，“治政”是物件概念； 政治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的重要社會現象。作為對這一現象的指稱，“政治”一詞並未有什麼明確的物件性，比如說執政黨搞的是政治，在野黨搞的也是政治，老百姓的政治參與亦是政治。而治政則有明確的物件性，僅對執政黨而言。 3。“政治”是集合概念，“治政”是專門概念。 政治可謂無所不包，提起政治一詞很難讓人有一個專門的、明晰的概念意識。由於當今世界政治格局中政黨政治是公認的主角，因此，對於政黨政治的專門研究也備受重視。治政將政黨政治中的專門領域——執政黨政治——明確和固定下來，既便於說明問題，也利於縱深研究。 我們知道，在科學史上許多發明、發現都與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