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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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嘉靖二十六年六月，日本的貢船，同時也是“勘合貿易”船，到達明朝唯一開放給日本的寧波海口。共是四艘雙桅大帆船，六百名身分極其複雜的日本人——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九州西南，如長崎、薩摩、大隅一帶的的海盜，中國人叫他們“倭寇”。

日本執政的將軍義晴所遣的正使策彥周良，照例向寧波的地方長官申請入口，繳驗“勘合”。這是永樂初年的約定，日本來中國的貢船與商船，中國去日本的使節船與商船，都須攜帶禮部制定的勘合，每船一道。中國船所持的是“日”字號，日本船所持的是“本”字號。策彥周良呈驗的勘合，乃是嘉靖十九年所新頒，從本字一號到四號，與底簿所載，完全相符。

此外不符定製的地方就很多了。第一，規定十年一貢，上次貢期是嘉靖十八年，應該在二十八年再次入貢，如今來早了兩年。

其次次，船與人都有限制。最早的約定是：“船止二艘，人止二百，違例即以寇論”，宣德七年又“申定要約，人毋過三百，舟無過三艘”。現在船多了一艘，人超過一倍。寧波的地方官，不敢擅自作主，星夜飛報杭州的浙江巡撫朱紈。

朱紈是蘇州人，而秉性剛強，朝廷將他由南贛巡撫調任浙江，並“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就是因為他勇於任事，特賦以防止倭患的重任。到任一年以來，他已深知倭患所以猖獗的緣故，所以一面斷然拒絕策彥周良的要求，命他即時回國，到後年再來；一面飛飭“福建都指揮僉事”盧鏜，對雙嶼地方，嚴密戒備。

果然不出朱紈的意料，策彥周良不曾率船回國，而是改投雙嶼暫泊。

雙嶼是寧波外海的一個小島，本來是海盜盤踞之地，而從嘉靖初年，廢止“寧波市舶提舉司”，停止了中國與日本的貿易以後，雙嶼就成為走私的中心。其中大私梟有兩個，各領一幫，一個叫李光頭，是福建人；另一個叫許棟，是徽州人。許棟的勢力又大於李光頭，主要的是因為許棟有個極得力的副手，籍隸徽州績溪的汪直。

當策彥周良在寧波投文時，汪直就在他船上。朱紈之必然拒絕貢船入口，早在汪直計算之中，所以通知一到，立刻為策彥周良作嚮導，引船到雙嶼下碇。四船私貨，包括數千把削鐵如泥的“倭刀”在內的商貨，自然亦都由許棟和汪直經手了。

但是，儘管許棟和汪直好言慰問，刻意交歡，策彥周良卻總不肯讓汪直卸貨。因為貨色一交出去，貨款卻不知何日可以收回？

“你請放心！”汪直拍胸擔保，“你在這裡玩一年，明年再請人貢。那時候貨款都可以收齊了，你要辦的貨色也可以辦齊了。包你一回去就會受‘將軍’的重賞。”

策彥周良閉目垂首，不置可否。汪直的“甘言”可以打動別人的心，對他卻無用處，因為他了解汪直的口蜜中隱藏著腹劍，更因為以他的身分、修養與使命，不能與汪直同流合汙。

“我要與副使商議。”策彥周良終於有了答覆，“八年前，碩鼎君遇事都先與我商議，我很佩服他，應該照他的方法去做。”

八年之前，策彥周良曾經由寧波經杭州、蘇州、南京、揚州，循運河直達通州，再經天津而抵達京城。那時他是湖心碩鼎的副使。

從永樂以來，日本遣派到明朝的貢使，國書上雖稱“日本國王”，實際上是將軍的使者。這一名不符實的情況相沿成例，是出於國際上一個罕見的錯誤——惠帝在位時，朝廷不瞭解日本自源賴朝開創“鎌倉幕府”，天皇大權旁落，已有兩百年之久。因而誤以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賜以璽書。足利義滿精明有為，為了貪圖與明朝展開貿易的大利，樂得將錯就錯，以日本國王自居。這樣，遣派明使的全權，亦就歸於將軍了。

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遣明的正副使，都由“京都五山”的僧侶中遴選。所謂“五山”之出，指寺而言，而京都五山則實有六寺，按等級依序為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之外，另以南禪寺冠於五山之上。策彥周良就是南禪寺的僧侶，選派僧侶充任貢使，不僅因為他們與室町幕府有特殊的關係，而且也因為他們是“讀書人”，優於學問，長於文筆、精於應對，同時瞭解明朝的國情。

策彥周良是第二次充任貢使，對於明朝的國情自更瞭解，尤其是對於他本身及他所要維護的幕府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