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候，我們的工作有了這麼多不快樂的理由？我們如何應對工作中的不快樂？對很多人來說，解決了這個問題，也就是解決了人生的基本問題。

一位資深人力資源專家認為，要提高工作的幸福感，應做到三點：確定職業目標並堅持不懈、妥當處理人際關係、加強學習。提高工作倖福指數不可能離開單位的環境。中華英才網總裁張建國表示，企業應該為員工提供培訓機會並使之快樂。可以說，員工快樂是企業的生產力，這是一個雙贏的結果。成功是一個不斷付出的過程，付出得越多，回報就越多，就越有幸福感。我曾經兩次採訪過原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徐玉麟。他給我的印象是和藹、謙遜。當我問及他的幸福觀時，他說：“我覺得發揮自己的才能為國家作貢獻就是幸福，我工作40年了，現在退居二線，主要在政協工作，我覺得我是幸福的。”安外小關東里14號是一座幽靜的院落。也許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在綜合樓的三層有一家電視節目製作公司——嘉實傳媒，熱播欄目《目擊者》就是在這裡製作的。總裁封剛原來是中央電視臺的記者，他創辦了國內第一家民營電視公司，首次實現了製播分離。他談到幸福觀時說：“我認為幸福就是從事喜歡的行業，做喜歡做的事。電視工作是我的事業，也是我的興趣，公司的業務越來越好，我覺得生活充實、快樂，這種幸福感不是由金錢決定的，而是在工作的樂趣中獲得的。”

三、幸福觀與財富觀是相交還是相離

2004年農曆八月十四日，遼寧盤山縣胡家鎮。沙石路上，遠遠駛來一輛東風牌小型貨車，車上坐著農民孫寶良一家，他們是去趕集。孫家世代都是農民，到了他這輩，除了種地之外，還在農閒的時候做點小本生意。雖然生活有所提高，但也只是維持溫飽水平。孫寶良很知足，賢惠的妻子和聰明可愛的兒子就是他的財富。“看著兒子一天一天長大，我的心裡比吃了蜜還甜，我知足了。”他總是這樣說。知足者常樂，沒錢不一定不幸福，有錢也未必沒有煩惱。孫寶良的七姨住在城裡，是個女強人，經商十幾年，攢下了幾百萬的家當。在一個小城市裡，這可以算是大亨了。可是，她卻樂不起來。因為她的兩個兒子都不爭氣，老大整天沉迷於網路遊戲，日漸消瘦，不想上學，不想做生意，也不想成家；老二不學無術，遊手好閒，惹是生非。每當過年過節，孫寶良去看她時，她總是唉聲嘆氣：“我是比你們多幾個錢，可是，我太不省心了。我就是沒那個享福的命啊！眼看辛辛苦苦賺下的家業後繼無人。”據調查，農村居民幸福感普遍強於城鎮居民。農民的收入與幸福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樣，問題就出現了：幸福觀與財富觀是什麼關係？它們之間是否有必然的聯絡？如果幸福觀與財富觀是兩個圓，那麼它們是相交還是相離？生活在廣大農村的居民，大多有著“小富即安”的思想觀念，且農村地區“雞犬之聲相聞”，人際關係較為親近和睦，村裡人更能從鄰里關係中尋找樂趣，品味幸福。對於城鎮居民來說，特別是大城市的居民，雖然他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較高，但生活節奏很快，工作壓力很大，他們的幸福感往往被淹沒在終日打拼之中，淹沒在鋼筋水泥的擁擠環境和“老死不相往來”的冷漠人際關係之中。更重要的是，城市是富有者雲集之所，一般的工薪階層，總會在比較中感到自己的生活質量比別人差很多，因而很難感到滿足。

其實，城市人的幸福感較低，主要不是因為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低，而是因為他們對生活的滿意度較低。農村居民的幸福感強於城鎮居民，只意味著他們對生活的期望值較低、滿意度較高，並不代表廣大農村居民就真的生活得很好。

25歲的李蓉蓉雍容華貴，她的莊重與年齡不太般配。她的丈夫是一個資產十幾個億的老總。我問她是不是很幸福？她說幸福談不上，不過是過上了好日子。我問她“幸福”和“好日子”有什麼區別。她說：“很多人羨慕我，因為我穿的是幾萬元的裘皮大衣，用的是幾千元的口紅，出門坐賓士。可是誰知道，丈夫深夜不歸，我一個人對鏡嘆息時的苦悶；有誰知道，我發現丈夫的衣服上有長頭髮時的氣憤卻不敢聲張的痛苦。依然是舞會，燈紅酒綠，醉眼迷離，我覺得壓抑，再也找不到學生時代的輕鬆和快樂，突然不知道幸福是什麼了。”此時，她的臉上籠罩著一層陰霾。

看來，財富與幸福並非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它們的關係是間接的、模糊的。幸福與財富可以相抵，也可以相融。

一位企業家曾經在他的日記裡這樣寫道：“把財富當作一種滿足會很精彩，但是如果這種滿足變成了無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