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了。因而蘇共中央主席團已作出決定，把上次雙方在北京舉行會談的記錄燒燬。赫魯曉夫請我代他向毛主席、劉少奇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員致以最熱烈、最衷心的問候”。對於蘇方這種無視現實的說法，中方未予理睬。（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冊，第231頁）

赫魯曉夫影射攻擊中國在社會主義

建設中“搶先”，不同蘇聯“對錶”12月1日，赫魯曉夫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在明智地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優越性、全力加強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同時，應當始終如一地、創造性地運用列寧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成為列寧主義的能手，不落後也不搶先，形象地說，就是“互相對對錶”。如果這個或那個國家的領導人開始驕傲自大起來，這就會合乎敵人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國家本身，領導本身就會幫助敵人來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而這樣做是不能容許的。（見《赫魯曉夫言論》第十三集，第452頁）同年12月，毛澤東在一個內部檔案中寫道：赫魯曉夫“他有兩大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中國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競賽，不平衡是客觀規律，不依人們的意志而存在。對錶論是反馬列主義的。”（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卷，第600…602頁）［筆者按：其實，當時蘇共領導急於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在蘇聯建成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根本脫離實際的、完全出於主觀意志的空想；而中國黨當時把“大躍進”中建立的“人民公社”看作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完全也是一種空想。因此，事實上並不存在“共產主義競賽”中誰搶先誰落後的爭論。赫魯曉夫要求同蘇聯“對錶”，其實質是害怕中國發展強大，並要求中國的一切建設事業必須完全遵從蘇式發展道路和模式。］

1959年底赫魯曉夫提出四年內實現“徹底裁軍”

的建議和關於實現“三無世界”的觀點12月30日，赫魯曉夫在答阿根廷《號角報》社長諾布勒問時，提出蘇聯建議所有國家在四年內實現徹底裁軍，包括解散全部武裝力量，銷燬包括原子武器、氫武器和火箭武器在內的各種軍備，取消軍事部和總參謀部；透過立法程式禁止對青年實施軍訓，禁止採取旨在恢復任何形式的軍事或軍事化機關及組織的措施，把由於實現全面徹底裁軍而騰出來的資金用於減低或完全免除居民的稅收，用於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用於給不發達國家以廣泛的經濟援助；各國只留下人數有嚴格限制的配備輕型射擊武器的警察（民警），其任務只是維持內部秩序和保護公民的個人安全。他說，希望各國政府對全面徹底裁軍都表現出現實主義態度，“如果能夠這樣，那麼，新的一年將作為開始實現人類關於沒有武器和軍隊的世界、沒有戰爭的世界的宿願的一年而載入史冊”。（見《赫魯曉夫言論》第十三集，第5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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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共領導把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

擴大到國家關係中來，單方面決定召回

全部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赫魯曉夫利用一個兄弟黨的代表大會，對*發動一場突然襲擊，組織了一次“圍剿”，企圖壓服我們，未能得逞。緊接著，赫魯曉夫決定採取新的嚴重步驟，從經濟上對中國施加壓力，企圖迫使中國就範，從而把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中來。

1960年7月6日，蘇聯方面以中國在蘇發行的《友好報》宣傳我紀念列寧的文章為由，宣佈停止《友好報》和蘇聯的《蘇中友好》雜誌分別在蘇聯和中國的互惠發行。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藉口中國不信任蘇聯專家，不尊重蘇聯專家的建議以及向蘇聯專家散發紀念列寧的文章，單方面決定全部召回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7月25日，蘇聯政府通知中國政府，蘇聯專家將從7月28日開始撤離，9月1日撤完。7月31日，中國政府復照蘇聯政府，批駁了蘇方的決定，指出蘇方要召回的專家絕大多數在華工作合同尚未滿期，現在突然撤走，顯然破壞了兩國政府間的有關協議和合同，這種行為在一般國際關係中是罕見的。復照表示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召回專家的決定。8月26日，蘇聯政府復照中國政府，拒絕重新考慮召回專家的決定。蘇方按原定計劃，從7月25日至9月1日召回了全部在華工作的1390名專家，並中止900名已經應聘的蘇聯專家來華工作。同時，蘇方撕毀了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和兩國科學院簽訂的一個協定書以及4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