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家說：“它更多地是一份控訴的檔案，而不是評價的檔案，它是一種感情激動的抨擊，而不是一篇冷靜的分析。”（轉引自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第135頁）］

蘇共二十大後，西方世界掀起反蘇*浪潮，國際共運內部陷於思想混亂

1956年3月5日，《紐約時報》披露了“秘密報告”的主要內容。6月21日，美國國務院公佈了“秘密報告”的全文。西方媒體和政界人士利用這個報告大做文章，掀起一場大規模的反蘇*浪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陷於思想混亂。東歐一些黨譴責其領導人搞個人崇拜，有些國家撤換領導，政局動盪。西歐一些黨批判個人崇拜現象和蘇維埃制度。法國阿拉貢、畢加索等知名人士在譴責蘇聯的宣告上簽字。巴黎由三百名議員領隊，兩萬人舉行反蘇*，法共中央辦公室和《人道報》社被搗毀。英法等西歐國家的共產黨中有大批黨員退黨。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接連發表講話，說意共戰後走議會道路是正確的，指責希臘共產黨搞武裝鬥爭導致失敗，並認為印度等民族主義國家也在建設社會主義。他不同意蘇共對個人崇拜原因的解釋，批評蘇聯“*機構蛻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觀點不是不可討論的，新形勢已對這個問題作了修改。陶里亞蒂提出國際共運“多中心論”，指出“蘇聯的模型已經不能並且也不應該被認為是獨一無二的。在世界其他地區，由於制度的複雜性產生了不止一箇中心”。蘇共二十大後，南共聯盟總書記鐵托提出反對“斯大林主義”與“斯大林分子”的口號，說蘇共二十大為南斯拉夫開始的“新趨勢”造成了相當多的因素，“現在的問題：是（南斯拉夫）這條路線取得勝利呢，還是斯大林主義路線再度勝利”？［筆者按：西方世界對蘇共二十大的反應，無非表明他們抓住了進行反蘇*宣傳的大好機會，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而國際共運內部發生意見紛紜、思想混亂的現象，則在一個方面和一定程度上，表明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嚴重錯誤的揭露，客觀上起著破除對蘇共和蘇聯經驗迷信的“解放”作用。各國黨特別是歐洲黨領導人紛紛公開批評和譴責蘇共和蘇聯的錯誤，闡明自己的意見和見解，固然他們的這些意見和見解絕不能說都是正確的，但其中也包含著對蘇共和國際共運歷史的某些反思，並提出意識形態領域中某些值得探討的問題。］

1958年下半年，中蘇之間在國家（1）

關係方面的分歧逐步發展和加深關於長波電臺問題

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寫信給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要求在中國南方建設一座大功率長波電臺，以便於蘇潛艇在太平洋活動時透過這個電臺同莫斯科聯絡。蘇方具體提出，建設這座電臺的資金由蘇方出七成，中方出三成，使用時間雙方各佔50％。6月12日彭德懷覆函馬林諾夫斯基，表示同意建立電臺，但全部費用應由中方承擔，建成後共同使用。中國方面堅持由中方承擔全部費用，是因為這涉及電臺的產權也就是中國的主權問題。後來，馬林諾夫斯基又來電報，還是堅持蘇方也出錢，他說費用大概需要一億美元，蘇承擔一半，但他仍避開歸誰所有的問題。7月22日，毛澤東主席接見尤金談共同艦隊問題時，彭德懷也在座。談到長波電臺時，彭插話說：“我們中央討論了這個問題，既然蘇聯認為有必要建設，我們同意，費用全部由我們負擔，共同使用，所有權歸我們。否則政治上不好，不好講話。”赫魯曉夫於7月底8月初訪華時，同意了中國的意見。但後來，中蘇關係惡化，蘇聯並未幫助中國建設這座擬議中的長波電臺。（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24－225頁）

關於共同艦隊問題

1958年6月28日，周恩來總理致函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請求蘇聯政府在中國海軍建設方面給予新的技術援助。赫魯曉夫接信後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7月21日，尤金大使奉蘇共中央的指示向毛澤東主席口頭轉達了蘇共中央主席團對周總理信件的答覆。答覆說：蘇方建議，為解決信中提出的問題，可以建立一支“共同艦隊”。蘇共中央希望中國瞭解蘇聯艦隊到大西洋、太平洋活動很不方便，海上通道都控制在西方國家手裡，中國海岸線長，條件很好，蘇共中央希望同中國商量建立一支“共同艦隊”。毛澤東聽了非常詫異地問：啊！是不是要搞“合作社”？（指像斯大林時期在中國搞的合營公司）毛澤東對尤金說，我們原想叫你們幫助我們建設海軍，沒有想過要跟你們一起搞“合作社”，搞什麼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