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方面扯了一些什麼謊。其中主要的是：它不講分歧是*一方同蘇共一方的分歧，而講“在以*為一方、以蘇共和其他兄弟黨為另一方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它迴避中蘇兩黨分歧是從蘇共二十大開始的，而說是從1960年4月我們發表紀念列寧的三篇文章開始的；它把1960年蘇共領導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黨發動突然襲擊，說成是對中國黨“同志式的批評”；它歪曲1960年兄弟黨會議的情況，說在會上“絕大多數的兄弟黨拒絕了*領導的錯誤觀點和主張”；它迴避1960年蘇聯撤退在華專家、撕毀所有合同，把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的事實，反而說“*領導人加深自己同各兄弟黨的意識形態分歧，把這種分歧擴大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由於中國政府的主動，中蘇貿易額在最近三年減少三分之一，成套裝置提供減到原來的四十分之一”；它不承認蘇共領導企圖把他們的“總路線”強加於各兄弟黨，反而說“*領導人把自己的特殊路線同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方針對立起來，力圖把自己的號令、自己對當代根本問題極其錯誤的觀點強加給共產主義運動”；它還挑撥歐洲人和亞洲人、白種人和有色人種的關係，影射中蘇分歧是歐洲人和亞洲人、白種人和有色人種的分歧。

第二類，關於《公開信》對於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觀點和思想進行了哪些歪曲和攻擊。其中主要的是：它說中國同志“不相信有防止世界戰爭的可能性”；它攻擊“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觀點，說中國為了“儘快消滅帝國主義”，把億萬人民的死亡和一些國家從地球上消滅看作是“次要問題”，蘇共不能同意中國領導在數以億計的屍體堆上創造出高千百倍文明的觀點；它攻擊中國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機中支援古巴人民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是“往陰燃的衝突之火裡添乾柴”；它說中國同志提出“針鋒相對的口號”，“實質上是往帝國主義的戰爭邊緣政策的磨盤中注水”；它說中國同志頑固地宣傳沒有階級內容的“東風壓倒西風”的口號以取代“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它說“中國領導人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共產黨所犯的滔天大罪，是他們認為自己的直接任務是為爭取勞動者的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實現*改革而鬥爭”，中國主張在沒有革命形勢下也要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把是否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任何地方都承認武裝起義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標準”；它說“中國領導人所以要宣佈自力更生的方針，只能看成是破壞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的企圖”；它還說“中國黨本來完全贊成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批判，但後來又反對對斯大林的批判，*領導人扮演了個人迷信維護者和斯大林錯誤思想傳播者的角色”。

第三類，關於《公開信》如何解釋和宣揚蘇共二十大以來形成的總路線及其對當代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其中主要的是：它講“在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中開闢了新階段的蘇共二十大”在制定國際共運總路線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它把蘇共提出的“共同路線”作了一些修補，歸結為五個基本論點：（1）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以示範的力量和自己的經濟建設“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起著它的主要影響”；（2）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性達到極點和巨大破壞力武器的出現，“防止熱核戰爭的鬥爭就成為當代反帝力量所面臨的一切任務的中心”，各國共產黨的首要任務是“拯救人類免於核災難”；（3）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任務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的可能性以採取和平的、不同國內戰爭相聯絡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同時又準備採取非和平的道路”；（4）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目的“是為建立民族*國家和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準備條件”；（5）要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團結一致和“對共同制定的立場和評價的忠誠”。它說“在維護馬列主義純潔性的鬥爭中受到鍛鍊的蘇共不怕現代分裂分子和機會主義者的任何攻訐，不管這種攻訐是從哪裡發出的”。

根據中央領導的意見，針對《公開信》的許多謬論及其惡劣手法，寫作班子初步擬定了一批文章的題目。同時廣泛蒐集和編寫與這場大論戰有關的大量正面和反面材料以及歷史背景資料，進行仔細認真的調查研究工作，提出要有“閱讀幾十萬字材料寫一二百字文章”的精神，在這個基礎上，由寫作班子成員負責、由助理工作人員參加，分頭著手進行這批文章的起草工作。

從1963年7月到1964年10月，共一年零三個月時間，在毛澤東和中央常委的領導下，在*的親自主持下，總共起草了九篇評《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