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宇 原來在上海聽過現場演奏的音樂嗎？

辛豐年 很少。解放前，我住在上海那幾年，被關在家裡，不出去的。後來喜歡音樂，我不住在上海，住在南通了。難得有機會才到上海去，那是孤島時代，音樂主要是給洋人、高等華人聽，很貴，我就聽過很少幾次，那時候對古典音樂也是太無知了。解放以後，我聽現場演奏也很少。特別在那時候，到中國來演奏的交響樂團很少。上海的本地交響樂隊水平比較差，聽了不舒服。這方面很遺憾，只能吃“罐頭作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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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豐年：我是一個落後的音樂愛好者（3）

1945年8月，辛豐年到蘇中解放區參加了新四軍，並把原來的名字改了，以示脫胎換骨之意。在軍中，辛豐年主要從事文化工作。1949年參加渡江，後隨部隊到達福建，從此在福建軍中工作。1971年被打成“反革命”，發配回老家監督勞動。1976年平反，辛豐年主動要求退休，開始在家帶孩子、讀書、聽音樂。

李懷宇 在抗戰時，你對共產黨是如何瞭解的？

辛豐年 也是逐步瞭解。就是看那些所謂進步的書：《西行漫記》、《大眾哲學》。對馬克思主義很嚮往。有對比嘛，在敵偽的統治下，當然嚮往共產黨。另外也受文藝書的影響，比如說，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這就影響了我參加工作。還有曹禺的《日出》，就是同情被壓迫者，就想到這些人怎麼樣才能得到解放呢？

李懷宇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是公子少爺，把自己劃到剝削階級裡面去了？

辛豐年 我自己當然是屬於剝削階級了，從小過著不勞而獲的生活。這些都是叫人覺得慚愧得不得了！這是一些因素，再加上朋友的影響，結交了一些追求進步、愛好文學的朋友。

李懷宇 什麼時候跟章品鎮先生認識？

辛豐年 1943年。1945年我就跟著他到解放區去，新四軍就在蘇中，我們參加的部隊就是新四軍。

李懷宇 你有拿過槍嗎？

辛豐年 沒有，當時我的眼睛已經是高度近視了，一千三百度。當時需要小知識分子，他們讓我去做小知識分子的事情：宣傳、文化。我不算老革命，1945年參加革命不算老了。

日本投降後，過了大半年的和平時期，所謂“和平、民主”新階段。然後就是自衛戰、解放戰爭，我們就到處跑，渡江也參加了。然後我們的任務就是去解放福建，一直打到廈門。本來還要到別的地方去，但是要解放臺灣，所以就停在福建，一直到“文革”。從1949年到1971年都在福建，先是在廈門，後來在福州。

李懷宇 你在部隊裡做什麼？

辛豐年 我在部隊也是有一個過程。一開始我就當個助理員，助理員就是所謂幹事，最後當了個小官——副科長。沒有什麼意思，幸虧沒有當大的官，大的官在“文革”當中打擊會大一點。大官要管的事情多，就肯定要犯錯誤。

李懷宇 為什麼會在1971年離開福建呢？

辛豐年 “文革”來了，我就成了“革命”的物件，被打倒了，被審查了。斷定我有問題，就把我開除，到蘇北農村裡去改造了幾年。

李懷宇 嚴鋒說，在農村改造的時候，他九歲那年，你和他一起翻譯過《夏伯陽》。

辛豐年 那是開玩笑。那時候我在部隊裡自學了俄語，只學了一點皮毛，勉強能看一點比較通俗的俄文書，就帶了幾本俄文的書到鄉下去勞動。蘇聯電影劇本中有一個《夏伯陽》，有空的時候我就把裡面的故事講給嚴鋒聽，他很感興趣，要我把它翻譯出來，我就翻譯了一段。那個文章也不深奧，是電影文學劇本，比較通俗，當然也有文學性。我講，他記，記了沒多少，也沒有興趣再弄下去，不是真正的翻譯。

李懷宇 在那時候能聽音樂嗎？

辛豐年 在部隊時也迷音樂，但是後來不能公開地聽，這是“封資修”中的“修”。在60年代有一陣比較開放，進口好多唱片，我去買了好多，主要是蘇聯、東歐的，很貴，不過當時我已經有工資了，所以買得起，也不能公開地聽。上班不能聽，下了班回到宿舍裡，周圍都是同事，也不能大聽。後來“文革”當中還算這個賬，那時候我已經把這些唱片都處理了，可是人家還拿這個當作一個罪名。不過我還是儘量地打埋伏，有幾張唱片捨不得扔掉，放在行李裡，帶到鄉下去。唱機也帶去了，但是到了鄉下，也沒有可能放。所以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