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答覆完，對你們其他反華文章提出來的問題也沒有來得及答覆。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設想：“你說要公開論戰就公開論戰，你說要停止公開論戰就停止公開論戰呢？怎麼能設想，我們會聽從你的指揮棒，放棄答覆權利，聽任你們在全世界散佈許多謠言、謾罵、誣衊、捏造呢？那不是要我們中國共產黨向你們修正主義路線屈膝投降嗎？”中共中央還強調說，中蘇兩黨之間的分歧，是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分歧，“是遵循還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問題，是堅持還是放棄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宣告》的革命原則的問題。”但中共中央表示，儘管分歧已經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中國共產黨仍然願意為恢復和加強團結而竭盡自己的努力。①

3月4日，劉少奇在同羅馬尼亞代表團會談時明確表示，在當前情況下中方無法停下來。因為，公開論戰是蘇共發起的，要停，首先它必須承認錯誤，不承認錯誤是不能停下來的。從蘇共中央發表公開信到現在，已經有四十多個黨，發表了兩千多篇文章攻擊中國共產黨。我們對每一篇文章都是要答覆的，我們有這個權利。莫斯科攻擊了我們，我們就有權利答辯，為自己辯護。所以，如果要停止論戰，蘇共首先必須承認他們發動公開論戰是錯誤的，撤銷他們所有的決議、宣告和文章，公開向全世界宣佈。這樣，我們就可以停止公開論戰，可以放棄回答的權利，不再算舊賬了。但是，在目前還談不上停戰，因為我們對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還沒有答覆完。而且，蘇共中央召開的二中全會還決定對我們進行“堅決反擊”，要對我們採取“集體措施”。我們倒要看一看，他們的“堅決反擊”和“集體措施”究竟是什麼。所以，現在更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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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交鋒（3）

羅馬尼亞代表團離開之後，中方暫停發表論戰文章的期限也隨之結束。3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第八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第一次在文章標題中指名道姓地稱“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這使莫斯科明顯地感覺到，自三月下旬以來，中國報紙大大地擴大了“反對蘇共和蘇聯”的“敵視運動”。特別是“八評”發表後，莫斯科立即作出了過激反應，於4月3日公佈了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決議和蘇斯洛夫的報告。與此同時，《真理報》還發表了一篇社論。

此後，赫魯曉夫在國內外大會、小會上不斷指名道姓地攻擊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4月3日，赫魯曉夫在匈牙利解放十九週年慶祝大會上聲稱：中共領導人“公開地提出了自己的分裂主義綱領”。他還說，有這麼一種人，“他們批評我們在和平與戰爭問題上的立場”。12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發表演說時聲稱要對中國領導人“給予堅決的回擊”。他甚至翻開幾年前的舊賬，說中國領導人在經濟方面“冒險性的試驗”已經造成了嚴重後果，“中國的經濟已經紊亂，國內發生了飢餓。”

對於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的上述舉動，一貫堅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毛澤東，決心以牙還牙。4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蘇共4月3日公佈的三份材料。第二天，《人民日報》又將赫魯曉夫4月3日至4月18日的講話中涉及中國部分的內容全都摘錄發表了。發表時，《人民日報》編輯部還加了一段很長的按語，說：蘇共領導一直耍兩面派手法。半年多以來，“一面空喊停止公開論戰，一面繼續公開反華，並且大吵大嚷，要對中國共產黨實行什麼‘最堅決的回擊’，採取什麼‘集體措施’，還要‘公佈材料，闡明觀點’，擺出一付嚇人的架子，好像手裡真的有什麼了不起的法寶似的。”至於赫魯曉夫講話的內容，“除了更加粗野之外，只不過增加了拍桌，跺腳，揮舞拳頭，咬牙切齒等等表演而已。”蘇共領導攻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攻擊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更沒有什麼新鮮”。我們的經濟情況已經全面好轉，而且一年比一年好。所以，“我們奉勸蘇共領導，你們不必為中國人民‘操心’吧，你們還是多照管一下自己家裡的事情吧。”

此時，雙方的論戰就像一列正處於高速行駛的火車一樣，要想讓它突然停止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5月7日，中共中央致信蘇共中央，嚴厲批評了蘇共自2月以來對中共所採取的一系列舉動，並且再次強調：只有在雙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才能停止公開論戰。但是，你們的公開信，我們還沒有答覆完。接著，你們又發表了兩千多篇反對中共的決議、宣告和文章，我們還沒有開始答覆，離答覆完畢還差得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