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計多半是出自吃不到葡萄不說葡萄酸，但卻有無限性想象力的文人們。黑個頭發白個肉，符合古人對美女的基本定性，烏髮委地，光鑑可人。比“沉魚落雁”之類，可把握得多。對比白個頭發黑個肉，豈不是“一塊好羊肉，卻落在了狗嘴裡”。

喜說錢柳遺事者，多半對柳如是感興趣，揚柳抑錢者多。不止因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們寡人有疾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柳如是的膽略才識，居然遠遠高過比她年長40歲的錢謙益。在民族危難之際，人們最感興趣的恰是這種男女的對比和反差，有氣節，有見識的是女人，而大男人反而窩窩囊囊，束手做了降臣。這裡，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壇領袖與青樓*的反差，在一個特講究紳士道德的男權社會，這種反差，特別具有反諷的意味。雖然說樂於做這種反差對比的文人們，自己事到臨頭未必做的比錢謙益好，但事後說人總是容易些。況且，我們這個民族，一向有喜歡拿男人開心的傳統，編怕老婆的故事是一種，還有一種是喜歡在編排武戲的時候，讓男人打不過女人，薛丁山打不過樊梨花，楊六郎打不過穆桂英。錢柳遺事，本質上也是另一種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

故事其實都是男人編的，中國男人，自輕自賤的傳統，在魯迅先生沒有寫《阿Q正傳》之前，就已經擺在那裡了。臨難一死報君王的英雄好漢，多在正史的忠義傳裡，即使被寫進戲劇小說，他們的形象也遠不如那些被女人比下去的男人更吸引人。一些估計也守不住氣節的男人，嘲謔另一些已經守不住氣節的男人，拉來女人做對比，在肉麻有趣的嘲謔中，所有沒骨氣的男人在時光中的尷尬，悄然溜走，大家踏實地過日子。

其實，見識高才情也高的柳如是，真正的心儀之人，還是錢謙益。畢竟，在那個時代，學識和才情比錢謙益高的文人，好像還沒有出世，看來，氣節，並不意味著所有，否則，她自可以轉過身去，尋一個抗清的死硬分子嫁了——這樣的人，在明末並不少見。反過來，真正能欣賞柳如是的人，也就是錢謙益，也只有他，才可以名紳之身，將一個青樓女子，納為正室。柳如是體會到了一個懦弱而天份極高的文人，在大動盪時代的所有掙扎，有心抗清，卻不得不做降臣，頂著貳臣的頭銜，忍受著新主子和舊同僚的白眼，卻還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裡寫些故國之思的文字，以致於死後文集遭到查禁*，致仕退休之後，還遭逢牢獄之災。這個時候，自己的兒子躲的遠遠的，只有柳如是陪伴著他。最後，當他撒手西去之時，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幫助錢謙益那沒用的兒子，保住了家產。

顯然，編派錢柳故事的文人們，沒有注意到這個缺憾，人們其實無法解釋這樣一個事實，一個貳臣，無行的文人，居然會有如此的豔福和幸運，而這幸運和豔福，是來自一個很有氣節的奇女子。末世的道德批判，在一個古老的商女遺事中，悄悄留下了遺憾。到了另一個末世到來的時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經根本找不見柳如是的蹤影，文人的故事，只好改變基調，開始吹捧名妓賽金花如何跟侵略軍頭子睡覺，挽救了全城百姓，但是反過來，也不再拿任何一個男性名士來跟賽金花對比——大概連自我調侃的勇氣都沒有了。

文昌帝君的聯宗故事

文昌帝君是主管文運的神，傳說他名叫張惡子，又被稱為梓潼神，或者梓潼帝君。最早文昌是一個星宿，據說是司命之宿，即掌管人的命運的，但是由於有個文字當頭，變來變去，成了負責文人科場命運的神。而梓潼神張惡子，原本是梓潼一帶的地方神，其來歷和身世頗為可疑，好像是蛇精所化。這兩種神怎麼合而為一，變成了一個，實在令人費解。清末大儒餘樾說，是張冠李戴，弄錯了，但道士們說，沒錯，本為星宿化成人，歷朝顯靈。神鬼之事，難言之，不管怎麼說，反正自元朝以後，就這樣了，讀書人為了自家的功名，就算對其來路有所懷疑，也得向這個本姓張的神叩頭禮拜，因此香火一直都挺盛的，明清以來，每個縣都有一個文昌宮或者文昌閣，裡面必定供著張惡子，但文昌帝君的老家或者大本營，約定俗成，還是在四川的梓潼。

按道理，每逢天下大亂的時候，主管文運的廟宇以及神靈都命運不濟，不僅香火討不到，而且不是房倒屋塌，就是泥胎委地，因為大亂之際，人逃命不及，科舉自然也就談不上了，不開科則文昌帝君和孔夫子都沒用了，自然不會有人理，廟宇用來做馬廄或者屯兵，都非常正常，走的時候一把火，免得對頭佔了派用場，也不是沒用可能。不過，凡事都有例外，明末大亂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