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應該沒什麼問題，中日兩國關係正趨於正常化，以後的來往只能會越來越多。還有剛才咱們說的那些話，也不要在外面說，特別是保平，管好你的那張嘴。”高叔叔警告我們。

正文　。45。回家

中午吃過飯，我告別了高保平一家。今天已是正月初三，該回魚灣大隊——我的家了。高叔叔、白阿姨也理解我急於歸家和父母團聚的心情，沒有多挽留，在我臨出門時，給我準備了裝滿北京特色食品的一個大提包讓我帶回家，給我父母嚐嚐。我怎麼拒絕也沒管用。

第二天中午，火車到達我家所在的J省省城L市。下火車後給我的舍友郭勇打了個電話。自從我四姐出事那次我來L市後，還沒去過郭勇的家。到他家後，我把白阿姨給我收拾的東西留下了一半（我身上只剩下二十多塊錢，只好借花獻佛了，這還是裡面有白阿姨給那我十塊的壓歲錢），結果第二天回家時，郭勇他媽媽渠阿姨又給我塞進去滿滿一包省城的特產。哎，人緣好啊，走到哪都落一堆人情。

正月初五中午，我搭從省城過來的客車，在我們村頭下了車。眼前的山村已不是昔日那破落的面貌，因為春節的來臨，人們給她略作打扮，使她也顯得充滿了一種野性的嫵媚，眉宇間帶出了一絲喜氣：年輕的小夥子從山上採來了松柏枝，搭起了幾個綵樓；手巧的姑娘們用紅紙剪出了各種各樣、栩栩如生的窗花，糊成了掛在大門上的各種花燈。家家戶戶大門上貼著的大紅對聯，驅散了一年來纏繞在村落間的窮氣；地上撒著的一層鞭炮屑，意味著一年的黴運已被蹦去。來來往往串門的人臉上都是喜悅，老遠就能聽見他們歡快的大嗓門打招呼。看來這個年人們過的不錯。有幾個八、九歲的小孩穿著新衣服，正在村裡活蹦亂跳，把鞭炮點燃瞎扔著玩，看見我大喊：“五兒叔回來了，北京上大學的五兒叔回來了。”腿快的兩個掉頭就朝我家跑去報信了。剩下的幾個跑過來，接過我手中的大提包，兩個人抬著走，插不上手的則在前面吶喊開道：“我五兒叔回來了”。我納悶，啥時候我在村裡變的這麼牛了。

剛走到我家坡底，爹媽就從大門出來了，後面跟著倆小“衛兵”。一見我，媽就擦開了眼淚，爹手裡拿著旱菸袋，高興的臉上的皺紋都笑開了花。

一進門，我先開啟提包，抓出兩把糖打發走了幾個小“衛兵”。由於村裡呆的時間少，這幾個小孩一個我也不認識。小孩們手裡拿著來自北京的水果糖，歡天喜地跑出去到處炫耀去了。媽媽給我打了洗臉水，讓我先擦把臉。在我洗臉的時候，不住地問：中午吃飯了沒有、一路上沒出什麼事吧、假期學校都沒人了在那住、在那吃飯等等等等問題，我洗臉不得空，只能嘴裡偶而蹦出幾個詞。爹在一邊聽得不耐煩了，旱菸嘴在鍋臺上敲了幾下：“你讓五兒洗完臉再問也不遲嗎？他還能飛了？沒見過你這樣的？！”媽笑著連連點頭：“對、對、對，我高興得都糊塗了。”

“媽，我四姐去哪了？”洗完臉我見四姐不在窯裡。

“你四姐吃過早飯就出去了，估計到那三姐那去了。五兒你想吃什，麼媽去給你做。”

“哪還用問嘛，‘接風餃子送行面’，就吃餃子。不是還有給他留的胡蘿蔔羊肉餡嗎？！”爹點了一鍋旱菸不緊不慢地回答。

媽在鍋臺旁一邊和麵，一邊聽我和爹拉呱北京城怎麼過年，不時還在中間插幾句。

門外突然出現了拉長嗓子唱秧歌的聲音。我們那有一種風俗：過了正月初一討吃的（乞丐）就出門了，大正月的，到誰家再窮也得打發點，不論東西好歹。這討吃的有的是上了年紀沒人贍養，家裡確實是揭不開鍋了。有的卻是以前乞討過，養成了習慣，已經成了一種職業了。有的是裝出一副窮苦可憐的樣子，博取人們同情，有的是能唱一口好秧歌來讓人們娛樂換取食物。

“呀，李凡來了。今年咋來得怎麼遲？”媽急忙把粘著面的手在面盆裡搓了搓，去後窯拿打發的東西。

李凡，這也是我們這民間的大名人。在我前生只聽說他秧歌唱的好，至於怎麼好就不太清楚了。因為這方面不感興趣，光知道人們對他的秧歌津津樂道。這會名人上門了，怎麼也得看看。我從炕上急忙跳下來，趿拉著鞋就望外跑。

門外站著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漢，衣服穿著破爛，一手拿個破碗，一手拄著木棍，肩上搭著條破布口袋。這就是李凡？！

他見窯裡有人出來扯起嗓子唱開了：”新正上月頭一回，親戚們千萬不要嫌（當地土音讀hai），明裡施捨暗裡來，誰打發我誰發財。”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