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隊。張騫一行，正是利用了“蠻夷俗貪漢財物”這一特點，以商業貿易為手段，開啟了後來與西方世界廣泛開展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的通衢。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當時西漢政府奉行嚴厲的抑商政策，但在這條西北方向上的交往通道上，卻一反常態，基本上採取的是鼓勵商業的積極態度。雖然漢朝政府鼓勵民間與西域各地發展貿易關係是為了光大漢威及開疆拓土，但商業活動的興起畢竟成為中西交通順利暢通並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據《史記·大宛列傳》載：“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可見武帝對發展這條商路的信心和耐心。由於政府的鼓勵，並採取了有遠見的積極措施，保護道路暢通，以致國內商賈趨之若鶩，且多循規蹈矩，而不違法亂紀，故西域道路得以日漸繁榮，使者往返其間。使團商隊，大者數百人，小者也有百餘人。所操辦貨物品種數量，與張騫再使西域相仿，即有價值上億錢的各種商品。這樣大規模的國際商業活動，是當時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它對於漢代的國家經濟發展，對於西域社會的進步，對於中西文明的交流影響，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

漢代對這條國際道路的經營，實際是與政府對整個西域的政治統治融為一體的，二者很難截然分開。每當中央王朝對西域統治得到加強，政局安定，商業交往就興旺；相反，中央政局不穩，或西域某些民族發生糾紛和戰爭，商道就不暢通，而且往往因此影響到更遠的西方國家。西漢開闢西域交通，起因固然是為了在戰略上制服匈奴，但這條道路一旦開通之後，它實際顯示出的意義就遠遠超出了中央王朝與匈奴關係的範圍。不承認這一點是不正確的［70］。如果將漢代對外貿易的發展從政治開拓和社會進步中割裂開來，那就很難解釋劉徹僅聽張騫言西方“多奇物”“貴漢財物”，若通之則可“威德遍於四海”之後，便發大兵，四道並出，急不可待地希望開啟西南夷道以通西域；也難於解釋劉徹遣五萬之兵、破億萬之費、經四年之時而獲取大宛良馬；更難理解兩漢每每在制服匈奴、解除邊患之後，反而更加重視對於西域的經營：設立都護，屯田積穀，建設道路，保護商旅和鼓勵交往。事實是，西域商路的開闢，直接導致了中國社會的對外開放。

總之，中原地區商品生產的活躍和市場的擴大，不僅對中國農村和城市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大激勵，加強了中國的經濟實力，並且有力地促使中原政府和人民與邊區少數民族建立起更緊密的聯絡，進而形成一種與西方國家開展國際貿易的局面。尤其是在西北方向上，這種國際貿易突破了長期籠罩在西域上空的迷障，使那裡的社會狀況豁然開朗。此後中國政治統治的疆域甚至到達蔥嶺，漢代封建王朝的威力也迅速發展到了光輝的頂點。

綜上所述，兩漢時期幾項重要的經濟事業——農業、紡織業、鑄造業和商業的迅速發展，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促進了中原與四鄰邊遠地區，特別是西域的民族和國家的交往關係。由於這種交往關係的擴大，中央王朝與邊疆民族的接觸，與以前相比有了明顯的變化，接觸的形式更多，內容更廣泛、更深刻。而且這種進步多半不是中央政府有意識地謀求和發展的，而是在傳統的民間交往的基礎上，在農業及各項手工業發達的有力推動下，透過商業交往的形式達成的（例如北夷道、西南夷道、夜郎道等）；或者是政府為征服邊區部族而發動戰爭，並且打破了地理上的阻隔，進而由追隨在軍隊後面的商人開拓和發展形成的（如徵南越而開通南海遠洋航線；西漢早期與匈奴和親而促進雙方互市交易，西漢後期及東漢為平定匈奴而開通並擴大西域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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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節：第2章漢代社會對外開放的經濟基礎（10）

西漢初年，中國還處在一個自成體系、相對孤立、比較閉塞的社會環境之中，但由於國內經濟力量的積蓄、商業活動的積極開展，以絲綢、鐵器為主要代表的商品輸出成為中國與周鄰國家保持和發展友好關係的重要紐帶，為西漢王朝突破四周的地理屏障，不斷地擴大統治疆域做好了物質上的準備，也為幾千年發展起來的中原文明向世界其他地區傳播併發生影響提供了最有效的經濟載體。因此，中國這個長期獨立的社會系統，在其基礎經濟部門發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變化和進步之後，不僅這個系統內部的交流程度大大提高了，而且也促進了中原地區與西方民族和國家開展直接和廣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