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受阻於滇王而未通。但這僅是官方的失敗。事實證明，張騫估計的這條道路是存在的，並未因官方的失敗而發生阻塞。相反，正因為西漢政府企圖將這條道路置於中央管轄之下，而且使用了軍事力量，這給西南夷部族利用蜀滇緬印的貿易交通帶來了威脅，因而“殺略漢使”，莫使通。加上當時西漢政府集中了主要精力去平服匈奴、開闢西北道路，故不可能面面俱到。

這條西南通道，由於兩漢時期未得到政府的開發和建設，而且它途經雲貴高原，山險水惡，地形複雜，山區“蠻夷韶族”之間常常發生攻殺械鬥，使商路顯得不夠安全，交往關係也欠穩定。但這條道路上流通的貨物品種卻是相當豐富的，不失為一條重要的國際貿易通道。由巴蜀經此道輸出的，當以蜀布和絲織品為主。因為據《史記·西南夷傳》載，當時徼外各部族，以及滇黔境的夜郎等邊邑小國，生產力還相當落後，“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因此，由巴蜀出塞的商賈，一定攜帶了大量的繒帛，此外還有竹杖、蜀布、鐵器等徼外珍稀物品；輸入中國的，則多為緬、印甚至伊朗一帶的物產，比如琥珀、翡翠、寶石、珍珠、琉璃、象牙等，珊瑚可能產自紅海沿岸。

這條商道的另一特點是，它進入緬甸後，即分為陸海兩路，同時西往，與印度南北境以至阿拉伯開展交往。《後漢書·帝紀》：永元九年“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重譯奉貢”，這是中緬關係史上的第一塊豐碑。《後漢書·西南夷傳》載安帝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不論這裡的“大秦”所指是印度還是羅馬，至少說明這條道路上已經有了中西之間文化上的交流。

漢代對外通商最為有聲有色的舞臺是在西北地區，亦即當時的西域。

從以上所論中可以看出，漢代中原與東北、東南、西南三個方向上的域外民族所開展的商業交往關係，一般來說都具有較深厚的歷史基礎，而且在秦漢之前就曾經出現過不同程度的繁榮，史書上也有較明確的記載。但在西北方向上卻不太相同。中原對西北地區（塔里木盆地周圍、天山南北麓、帕米爾高原直至伊塞克湖以西以北的廣大地區）具體情況的正確瞭解和直接的接觸，嚴格說來開始於西漢初年以後，而史書上的明確記錄則更晚，乃起於張騫通使西域之時。在此以前，雖然也有一些記載，見於《山海經》、《竹書紀年》、《尚書》等古書中，但多帶有神話傳說的色彩，不夠準確可靠。不可否認，《穆天子傳》的傳說有一定的真實性背景，《逸周書》記有大夏、莎車等地以其駱駝等物產輸往內地的情況；古時新疆地區盛產的玉石，深受中原歡迎；戰國時期中原出產的青銅器和絲織品也在阿爾泰地區被髮掘出來。秦漢以前，故居河西一帶的大夏、月氏、烏孫等，都很可能與中原地區有過某種經濟、文化上的聯絡。但所有這些交往和聯絡，都是比較稀疏的，或者是間接的，是經過了長時間、多層次的過濾才達成的。即使是民間的往來，也遠遠不及其他幾個方向上那樣活躍、穩定和持久。此外，這些聯絡在公元前2世紀中葉之前，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任何形式的商業或交通都“沒有得到繁榮和暢通”［69］，甚至連重要的資訊也未曾得到傳播，匈奴與月氏人多年的殘酷戰爭，迫使月氏舉族西遷，這樣重大的政局變化，也是遲至漢武帝時，才從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的。因此，從系統的觀點來看，這一時期中原與古代新疆地區尚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中西交通也只是處於萌發或者暢通前的準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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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節：第2章漢代社會對外開放的經濟基礎（9）

公元前139年，張騫奉使西域，凡十三年。在此期間，他深入匈奴王庭，瞭解了大量有關匈奴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狀況，含辛茹苦地親身探明瞭中原通往西域的南北二道。更重要的是，他以耳聞目睹的生動報告，向漢朝宮廷及中原社會傳達了蔥嶺東西諸遊牧部族、城郭諸國的詳細情況：那裡有大月氏、烏孫、康居之屬，雖有強兵，然可賂遺設利，使之入貢中國。若以義屬之，則中國可以地廣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也就是說，若利用西域諸國與中原生產、生活水平的差距，將內地的商業活動向西北方向擴充套件，必可給中國帶來政治、經濟方面的巨大利益。劉徹對此頗有領會，在取得對河西的軍事控制、基本解除匈奴邊患之後，即派張騫復訪西域。這個隊伍有三百餘眾，馬六七百匹，牛羊萬數，所裝載金幣絲帛，價值近億。名為使團，實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