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在那裡大約住了一年後，有天晚上，隔壁的那位年輕丈夫爬過陽臺欄杆一躍而下。當時大概是凌晨一點左右，我朋友躺在床上，只隱約聽見一聲尖叫，之後便沒有其他聲音了。直到第二天早上，當他照例把音樂開得震天響，結果被隔壁一名前來致哀的親屬過來敲門，請他把音樂關掉時，他才知道前一晚他聽見的那聲叫喊所代表的意義。

那時我在城裡住了一個月，就睡在這位朋友家的沙發上———那是我年輕時代的事，有某人的沙發可睡就很不錯了。每當我們在陽臺上喝酒時，總會忍不住談起這件事。這個事件一直揮之不去，不管我們聊什麼話題，最後總是又回到這個跳樓事件上。有天深夜，在我們喝了不少酒後，聊天內容已不再感嘆這名陌生男人的遭遇，而是開起他的玩笑來了。我們俯身從陽臺高處往下看，想象這個男人當時是怎麼掉下去的，計算他墜落時可能的軌跡。這個陽臺的正下方是另一棟建築的屋頂，大約有十層樓高，但我們認為他不會掉在那上面，而是會被風吹偏位置，摔落在人行道上。直到天快亮的時候，我們才發現我們講得聲音太大了，而那位年輕寡婦的臥室就緊鄰在我們陽臺旁邊。我永遠也不知道她是否聽見那天晚上我們的談話。我猜也許沒有，因為她在一個月之後搬走時還特地向我朋友道謝，感激他在這段時間中的體諒。然而，一想到那天我們的談話也許已被她聽見了，便讓我覺得驚駭莫名。如果我能再遇到這位女士的話（雖然事隔多年，我完全沒把握能從人群中認出她來），我一定會當著她面前下跪，懇求她原諒；我會向她坦承，到今天我才明白，那時我對她做了多麼殘忍的事。無論她當時有沒有聽見，這都是我這一生中所做過的最狠毒的事。

遇到露西那年，我三十九歲。在那之前，我有過一段維持了好幾年的婚姻。莫拉，她是我第一任妻子。她的聲音像厚厚的灰泥塞滿房裡的每道縫隙和角落，她總是說得太多，有意義的又太少，讓我總有種淹沒在她製造出的話語泥淖中的感覺。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點點瑣事，她也必須剖開來謹慎處理；和她說話，我必須謹慎挑選使用的字眼，因為一些對我而言毫無惡意的話語，卻會讓她和我徹夜爭辯，逼我澄清使用這些字眼的動機。我總覺得，莫拉永遠都陷在焦慮的情緒中，擔憂那些她覺得自己沒做好的事，而她所採取的應對方法就是不斷分析它，直到有一天這事在她生命中已不再存有任何意義為止。有時，在我們開車的時候，她偶爾會有沉默的狀況出現。當我轉頭瞄她，會發現她臉上出現罕有的無防衛狀態的表情。“你剛剛在憂心什麼事？”我這麼問時，她永遠會立刻給我一個答案。

到後來，在我拒絕參與這種對話後，她開始留字條給我。起初還很正常，像“請買牛奶回來”或“別忘了晚上要和邁克、珍妮吃飯”之類的，但隨著時間過去，這些字條變得越來越複雜，而且敵意也漸漸增加。

這段婚姻關係是這麼結束的———有天我很晚回家，一回家便發現一張字條，上面寫道：“我已經告訴過你好幾次了，出門上班前一定要把早餐的盤子放進洗碗機裡，但是我今天回家又看到你的咖啡杯還留在餐桌上。我以為我能指望你，以為你既然是我丈夫，就會好好傾聽我所說的話，用細心和尊重的態度對待我的要求，但我想是我看錯人了。我們的確需要好好談談，越快越好。”最後這四個字她特別強調，在下面用力畫了兩條線。

我得承認，那時我的心情並不太好。我立刻抓起筆，在這張字條上寫下“去你的！我受夠你他媽的這些字條了”，然後貼在

冰箱上好讓她一早就能看見。隔天，我們就分手了，雖然在最後一刻她還想攔住我跟我說話，我卻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那個地方。

事隔不到一年，我便認識了露西。從我們一開始談話，我便知道她是個說話簡潔又幹淨利落的人，絕對不會像莫拉一樣用拜占庭式的複雜修辭和轉折讓我直墜雲裡霧中。

我和她是因為舊貨出售活動認識的，那時我照著她親手繪製的路線，從大路循指示找到她的住處。在離婚後，我便經常去逛這種在自家庭院或車庫中擺攤的跳蚤市場，喜歡開著車子到鄰近一些我從未去過的街區，以狩獵的心態尋寶，並窺探那些我所遇到的人們生活中的一點點神秘，研究他們透過這些物品（浴室用的收音機、裝飾華麗的水瓶、手工鉤織的嬰兒毛衣和限量版的超級可樂空罐），構築出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同時也猜想他們生活中究竟出了什麼轉變，才讓他們決定這些物品已沒必要再留在自己的家中。儘管漫無目的，但也許可以找到某個已尋找多年的物品，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