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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資本家們對共產黨的政策並不瞭解，有顧慮，有疑惑。而在接收城市的過程中，黨的部分工作人員流露出來的“左”的情緒和做法，也助長了資本家的彷徨和驚慌。因此，恢復和發展生產，首先面臨的是如何做好團結和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工作，而且，這一問題的解決愈來愈迫切。

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不斷向中央報告平津的情況。幾十年後，薄一波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

“關於這一點，我有切身體會。在參加接收平、津工作後不久，我給中央寫了一個《平、津財經情況報告》，列舉了兩市財經方面的困難。當時，兩市每月要補貼15億元人民幣（舊幣）。由於工廠不開工，天津有上百萬人口生活無著落，北平更多。我報告說：‘所有城市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妥善地復工，這一問題得到解決，則萬事皆通。否則，一切均談不到。’4月份，我又向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詳細列舉了平、津工業生產中的問題，除了城鄉交換阻隔、外貿斷絕、原料匱乏、產品滯銷、通貨膨脹外，工作中沒有處理好公私、勞資等關係，也是存在的突出問題。‘工人、店員誤認為我們允許分廠、分店，進行清算鬥爭。天津解放一個月，曾發生53次清算鬥爭。’‘資本家腦子裡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產黨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後工人管不住，無法生產。’因此，他們抱著消極等待、觀望的態度，甚至跑去香港。據天津統計，當時私營企業開工的不足30％。”

中共中央對此高度重視。1949年4月上旬，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委託，去天津指導城市工作。

斗轉星移，還是清朝末代“太上皇”慈禧太后的專車，依然行使在北平到天津的鐵路線上。不過，乘坐它的人已經換成了中國共產黨人——劉少奇。

資本家　吃了個“定心丸”（2）

劉少奇一行於4月10日抵達天津，前來迎接的是黨內聞名的“三皇治世”：黃克誠、黃敬、黃火青。他們面對天津經濟遲遲得不到恢復，更談不上進一步的發展，真是一腦門子“官司”。

第二天下午，劉少奇聽取黃克誠、黃敬的工作彙報，當聽到不少來自農村的幹部不適應城市工作時，馬上指出：要儘快教育我們的幹部適應環境，學會管理城市，否則就誤事了。接收只是城市工作的開始，今後的任務是如何管理好城市並將城市的生產恢復、發展起來，把消費城市變為生產城市，人民政權才能鞏固；不但要恢復城鄉貿易關係而且要有所改進；私營工廠勞資雙方不能激烈鬥爭，今後還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問題。

黃敬說：“眼下，一些工廠勞資關係緊張，資方財產被凍結或分掉，而聞名的幹部多是站在工人一邊；再加上工人紛紛要求資本家增加工資、分紅利等，使工廠在資金和管理上出現問題，維持生產都有困難，復工復業也成問題，更談不上發展生產了。”

劉少奇果決地說：“這不行，這是‘左’的行為，是自殺政策，根據今天中國情況，勞資雙方不能鬥爭太激烈，勞資雙方今後還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問題。今天工作組亂解決問題，等於農村亂打亂殺，同樣地違反政策，而且亂得很快，我們要抓緊糾正。”

當場，劉少奇和黃克誠、黃敬商定：由軍管會成立調解勞資糾紛的勞動局，資本家可以直接到軍管會反映意見，並安排黨的基層幹部到工會中做工人的工作。

劉少奇明確說，天津市的黨員幹部思想上還存在著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不正確的認識，在即將開始的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中，民族資產階級不是鬥爭物件，一般地是團結的物件，爭取的物件。對民族資產階級也有鬥爭，但重點是在團結上，如果把民族資產階級作為鬥爭物件，就會犯路線的錯誤。對民族資本家要既聯合又鬥爭，二者以聯合為重點，“今天重點是團結。”

由於長期以來形成的鬥爭哲學和思維模式，在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時期，可能由於失去了鬥爭物件，就尋找一個鬥爭物件。帝國主義被趕出中國了，沒有了掛著外國國旗的軍艦、租界；國民黨政治統治垮了，大買辦、大官僚資本被人民政府沒收了，在人們心目中剝削階級、壓迫階級的形象：工廠、洋房、汽車、西服革履……

人們就盯準了“大肚皮”的資本家作為鬥爭物件，像農村分田地一樣，要分工廠、汽車、洋房、機器，或者提出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