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後委員會控制了紫禁城及城裡的所有物品。李煜瀛十分了解御璽重要的象徵意義，11月7日，他立即命人把25個御璽全部按照它們原有的順序放回以前的地方，並加封上鎖。同一天裡，善後委員會的其他13名成員也被任命，8個代表國民政府，5個代表滿族皇室。11月20日，善後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全部就職，兩天以後，委員會決議對宮廷物品進行點查，編制一份完備的清單。儘管遜清皇室的5個代表拒絕參加，善後委員會還是就有關程式問題達成了協議，並於1924年11月24日開始進行點查工作。

李煜瀛讓他的好朋友易培基負責重要的古物館，以便幫自己分擔對宮廷珍寶負有的重大責任。中國革命正式開始的時候，易培基作為1911年武昌起義中的積極分子初次為人所知。隨著大革命的失敗，易培基最初的理想破滅，便去了日本，成為當時很多留洋人員中的一個。回國後，易培基致力於現代化教育。因為捲入了一場把本地軍閥趕出湖南的運動，易培基被迫從他的家鄉長沙逃走。他來到南方，1922年成了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的顧問。1923年孫中山委派易培基為他常駐北京的代表，主要任務是和西方國家談判收回庚子賠款。1924年年末，幾名北京大學的畢業生被吸收進來協助編制宮廷物品目錄的工作。這幾名學生中就有那志良和莊嚴，從這次點查工作起，那志良和莊嚴就開始了在故宮終其一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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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私藏到公開：民國初期的珍寶（4）

◎　點查藏品

清室善後委員會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區分國有和私有財產。“國有”最初被定義為歷史遺物，“私有”則指日常生活用品。至少在剛開始，幾乎所有的物品都被編目成員認為具有歷史價值。莊嚴回憶了編目的過程，一個人負責記錄，一個人負責鑑別，另一個人給每件物品編號，第四個人貼標籤。這樣的四人工作組裡面，只有做鑑定和貼標籤的人被允許觸控這些物品。現場還有一位攝影師隨時對不尋常的物件拍照。沒有人可以單獨留在宮裡；工作組離開要隨時上鎖；只有特定的時間工作組成員才能出宮；所有的行李都要經過檢查。這些防範措施都是在一次偶然事故之後制定的，當時在一群被遣散的太監中間發現了一件珍貴的重要書法作品，這一事件促生了上面的規定。

編目採取了一種簡單的數字目錄體系，以文物所藏位置為主要基礎。所有的物品都按照種類和年代進行了歸類。最後，被編進目錄的大約有9000多件書畫作品或碑帖、一萬多件宋清之間的瓷器、5000多面青銅鏡、700多件其他青銅器、1600多個印章以及不可勝數的玉器和成千上萬的小藝術品、掛毯、景德鎮瓷器等。

進行編目的最初幾個月是在1924年至1925年間的冬天，易培基冒著嚴寒每天都待在宮裡。燒著木炭的火盆只是略微減緩冬日的酷寒，墨汁在硯裡結了冰，毛筆又僵又硬，工作人員的手和腳都生了凍瘡。為了保護腳，那志良穿上了厚襪子。要買更多的炭燒火盆，還要給年輕的學生和衛兵支付工資，這些都需要錢，可是政府不願意付這筆曾經承諾過的款子。

1925年4月，宮裡發現了巨大的儲藏室，易培基讓人賣掉了其中的一些儲藏品，為進行中的博物館工作提供資金。賣掉的東西包括金砂、銀錠、茶葉、絲綢和衣服，這些都是對博物館收藏來說不太重要的種類。但是，賣這些東西得到的錢也僅夠支付第一年的炭錢和工資。

儘管工作條件極為艱苦，博物院工作人員的日常工作還是充滿了興奮和驚喜。莊嚴還記得，當他和這個新工作組的其他成員第一次進入紫禁城內廷時，他們曾經滿懷敬畏地想，他們是第一批見到內廷的“普通百姓”。1970年訪問莊嚴時，他回憶了自己當時的心情，試想，一個年輕的學生將被允許穿過紫禁城的城門，走過長滿青草的庭院，將頭一次進入先前的內宮禁地，真是太神奇了。

1924年年末發生了一件令工作人員欣喜的事情，在坤寧宮發現了一個圓形雙柄青銅器，器物側面刻有銘文，透過這些銘文可以斷定這件青銅器是王莽時期（公元9－23年）著名的穀物量器。另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是在1925年，這一年發現了一組裝了1000多件書畫作品的木箱子，顯然這些箱子是準備好要裝船的。1925年還有一件激動人心的事情：1924年溥傑從紫禁城偷偷帶出的所有文物的清單都被發現了。在後來努力找回那些藝術珍品的過程中，這些清單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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