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勝也加入了匯源，兩個幼年的好夥伴又成了匯源“戰壕”裡的兄弟。

“不安分守己”的村主任（1）

朱新禮20多歲的時候，決心學一門“手藝”。農村是需要“手藝”人的，一招鮮吃遍天。他報名參加了臨沂的一所機械技校，學習開車、修車。自小喜歡鑽研的他，發揮了特長，對車擺弄得很是嫻熟。日後他常常自豪地說：“我當時可以把整個拖拉機拆卸開，然後再一個部件一個部件地安裝起來。”

1982年，朱新禮承包了汽車。不經意間，他又創造了一個紀錄——他所開的那輛汽車，是整個沂源縣農村的第一輛“解放”牌。

憑著高超的駕駛技術和吃苦耐勞的毅力，朱新禮把汽車運輸搞得有聲有色。承包之後的第一年，他賺了5萬多元！到了第二年，他足足賺了20多萬元！

在當時的中國農村，“萬元戶”是整整一代農民的“終極目標”。而此時朱新禮的“身價”，足以頂得上20多個“萬元戶”！

那可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啊，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能有如此雄厚的家業，是極為罕見的。

然而，抱著小富即安的心態，過著“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日子，關起門來“偷著樂”的生活，絕非朱新禮的追求。他有更大的抱負，有著更寬廣的胸懷：“一個人富起來不算什麼本事，讓周圍的鄉親們都跟著沾光，那才叫有能耐！”

1984年，透過車輛承包初露鋒芒的朱新禮，在村民們和上級領導的一致舉薦下，當選了東里東村村委會主任。不管是自己的家人，還是親戚朋友，都不贊成他接手這個窮山村的爛攤子：“放著大汽車不開，在這個窮山溝當個村主任能有什麼前途呢？”但朱新禮卻不這麼看。在他看來，恰恰是這個有著800多戶人家、3　000多人口、人均不到4分地的小山村，能給他更大的舞臺，讓他實現那個偉大而極具魄力的“共同富裕”之夢。同時，他要檢驗一下自己的能耐。

願望總是美好的，但現實畢竟是現實。在這個四縣接壤的東里村，祖祖輩輩都在這片黃土地上辛勤耕耘的鄉親們，除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之外，幾乎想不出還有什麼方法能夠改變窮困的現狀，吃得飽、穿得暖就是好日子。大部分人已經習慣了接受命運的安排。

放眼整個中國農村，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的第六個年頭。

6年前的那個冬天，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一群被窮困日子嚇怕了的農民，鋌而走險地進行了“包產到戶”的偉大創舉。冒著殺頭之罪，訂立“攻守同盟”，開始向貧窮、飢餓宣戰。一個名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新生事物迅速蔓延神州大地，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舉世公認的變化。

但是，這種在某些地方“一包就靈”的嶄新機制，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於是，以南方的華西村與北方的大邱莊為代表的另外一個群體，開始探索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路線，用一種產業化的眼光去審視農村經濟的發展與變革。

瞭解到整個時代的基本背景之後，鏡頭再回到朱新禮和他領導的東里村中來。像當年充滿一腔豪情的熱血青年一樣，這位新上任的村長，開始了他的“三把火”。

上任之後的第一次村民代表大會上，朱新禮將他想了很久的一個建議鄭重地提了出來：“改革開放已經好幾年，國家實行承包責任制，政策允許走發家致富之路。我覺得大力發展農副業是一個好出路……我們把所有的地再集中起來，不種糧食了，全部種上葡萄……”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不安分守己”的村主任（2）

這個破天荒的建議還沒說完，村民們的反應可以想像。臺下一片嘈雜，村民們七嘴八舌地嚷起來：“不種莊稼，我們吃什麼？”“種葡萄？真是笑話，誰有經驗啊？站出來瞧瞧……”

會場炸開了鍋，質疑、反對之聲一浪高過一浪。村民們情緒激動，都恨不得馬上揪住朱新禮，把他問得瞠目結舌才罷休。祖祖輩輩靠種莊稼為生的村民們，怎麼也無法理解這個年輕的村主任為什麼會如此“不安分守己”。第一次大會，就這樣不歡而散了。

第一把“火”就這麼被熄滅了，朱新禮不甘心，他一定要證明給村民們看。那種勇往直前、一如既往的豪邁，猶如幾百年前向教會宣戰的哥白尼證明“囚禁了哥白尼，地球一樣會自轉”一般……

自幼在書香門第長大的朱新禮，在這個時候，表現出一個讀書人特有的“政治天賦”——他深諳這樣一個道理：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