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的人很少遭遇競爭。業內其他人的經營活動仍舊是以昨天的現實為基礎。一旦發生這種變革，利用變革的人通常都會在極其混亂的環境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的經濟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沒有影響到這種趨勢，反而加快了這種趨勢。例如，從鐵路運輸發展到卡車運輸、電話成為長途通訊的主要載體以及醫院成為疾病護理中心。

下一個問題也是密不可分的，即“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趨勢是什麼？它們如何影響我們的企業？”1900年以來，每增加一個單位的製造產量所需的單位勞動力以每年1％的複合速率呈現出穩步減少的趨勢。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末以來，每增加一個單位的製造產量所需的單位原材料以同樣的速率減少。1950年以來，每增加一個單位的製造產量所需的單位能源也以同樣的速率穩步減少。但是，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即從電話發明和弗雷德裡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出版《科學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以來，每增加一個單位的產量所需的資訊和知識以每年1％的複合速率穩步增加，而企業僱用受過教育的員工的增速也是1％。

應對不確定性的計劃（2）

實際上，計算機可能是這場資訊爆炸的產物，而不是起因。在大多數行業和市場中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結構性趨勢。它們為行業或公司創造的不是“天氣”，而是“氣氛”。它們在短期內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在不太長的時期內，這些結構性趨勢比短期的波動重要得多，而經濟學家、政治家和管理者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短期波動上。

誰利用結構性趨勢，誰幾乎必然取得成功。然而，在短期內與趨勢抗爭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長期與趨勢抗爭幾乎是沒有希望的。當這種結構性趨勢逐漸消失時，或者出現逆轉（相當罕見）時，一如既往的人面臨被淘汰的危險，而迅速改變的人將迎來機會。

最重要的結構性趨勢是許多管理者從未聽說過的：消費者可自由支配的收入的分配。在像今天這樣充滿變數的時代，它們是特別重要的。在這樣一個時代，這些趨勢往往會發生改變，而且改變得非常快。

在過去100年裡，創造財富的能力和個人收入大幅攀升，發達國家的增幅為50％，其中的大部分花在高階休閒活動、衛生保健和教育上。換句話說，這三個方面是20世紀保持增長的主要領域。

它們會繼續保持增長嗎？對於休閒活動來說，答案几乎肯定是“否”。儘管老人的數量不斷增加和醫療水平不斷進步，未來10年，消費者收入中的衛生保健支出在比例上更有可能達到最高值。教育應該繼續保持增長勢頭，但主要是已經受過良好教育的成人在教育上的支出，他們不是在勞動密集度最高的行業中工作，而是在資本密集度最高的行業中工作。對於公司的政策、產品、市場和目標來說，這種變革提出了什麼樣的挑戰呢？提供了什麼樣的機會呢？

這些屬於宏觀經濟趨勢。但是，同樣的結構性趨勢可以影響個別行業和市場的微觀經濟；這些趨勢是同樣重要的。自殖民統治以來的300年內，美國每個家庭的居住面積和消費者花費在住宅上的費用與總收入之比一直在穩步上升（與歐洲和日本形成鮮明對比）。隨著家庭的規模和構成發生徹底變化，現在這種趨勢已經戛然而止了嗎？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消費者花費在娛樂性電子產品（收音機、電視機、盒式錄音帶、錄影帶等）上的可支配性收入的比重在穩步增加，而日本人就認識到和利用了這種趨勢。它保持穩定了嗎？一個世紀以來，消費者花費在電信方面的可支配性收入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它可能隨時準備爆發。

根據經濟領域的至理名言，老人不存錢。這種觀點仍舊正確嗎？共同基金的發展大概可以提出反面觀點。在發達國家的人口中，50歲或55歲以上的人是增加最快的人群，對於金融機構及其產品、服務和市場營銷來說，他們的可支配性收入在分配上出現的這種變化意味著什麼呢？

這些不是特別不可思議的事情。大多數管理者知道答案或知道如何獲得答案。問題恰好在於他們很少提出這些問題。

“哪些將創造未來的已經發生了？”這一問題的答案決定了公司或行業在機會面前的潛力。要將這種潛力轉化為現實，公司的實力和能力需要與機會相匹配。要將潛力轉化為現實，公司需要對“核心能力”進行分析。我最初